例如，在贵州，红军用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当地军阀的五个师，占领了他们在遵义的驻地并补充了2万人的兵力。红军突破蒋的封锁，于1935年5月突然向南进入南部边界省份云南。这时，蒋氏夫妇正住在昆明。据悉，红军距离昆明只有10英里，云南军阀龙云急忙加强对昆明的增援，而蒋这时已在法国人建造的铁路线上撤离了。不久他们便发现那不过是一小股红军的牵制行动。大队红军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周平堡。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轻而易举便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全部红军渡河进入四川。过河后，他们把从国民党军队那儿缴获的船只全部销毁了。
蒋介石夫妇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项公关活动，他和夫人飞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拦截红军。
决战在一个峡谷展开，那里的河水急速奔腾，两岸是悬岩峭壁。
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建造了一座铁索浮桥，也就是著名的“泸定桥”。红军到达后，发现原来拴在铁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尽管如此，红军战士还是赤着脚，在桥上摇晃着快速前进，并向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投掷手榴弹。终于他们跨过了泸定桥，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门。
这是蒋截住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此，红军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岭和其他自然障碍所困扰，而不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蒋的西部之行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使他能够“清洗”并“训导”四川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
他没想到几年后会被迫把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四川的重庆——如果他没有西部之行的这番“清洗”，这种迁移也许就不可能实现了。
蒋介石传--第十四章日本和西安事变
第十四章日本和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宋美龄到达西安，蒋介石正在读《圣经》旧约中的《那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