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跃。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又在北京出现。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后来，他也作为“民主人士”出现在北京。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到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有系统地重建了全党的组织结构。
当毛泽东在北方巩固他的权力时，蒋介石的政权却江河日下。
委员长本人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而且在越过了重重障碍之后，还要看蒋夫人是否在兴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