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只要一两个人解送便够了。
由于解送南京的人经常有,因此解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
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厕所的机
会跳窗逃走。以后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车的当天,整天都不准饮水,上车后就是真要
解大小便也不准许,一直要硬忍到南京。这一夜时间的确是不易挨过。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
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
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
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
乙莫名其妙。有时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
因为平日没有横的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两
人同时均被带走,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晓得哪天要去坐
牢。
我在上海的几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后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
特务也达二十余人。其中有些经过几次转移囚禁,一直关了十来年到抗战胜利才开
释,几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残废。
监视工作
上海区几年间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即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与反蒋分子,这几
乎是每个外勤特务都担任过的。可是每个被监视的对象究竟为什么要受监视,一般
的特务不一定清楚。有时当组长的也只简单的了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让知道真实
内幕的,即令透露一点情况,也是欺骗或故意说成是汉奸或者笼统地指为"反革命"、
"反动派"。可是真正的汉奸却从来不敢去惹他们,甚至彼此勾搭起来。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有人介绍一个姓郭的到侦察大队来当稽查员,大队长王兆
槐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大家慢慢了解到,他是长期替日本领事馆做情报
工作的,但谁都不敢说替日本人工作叫汉奸,反而美其名曰"日本通",他也引以
为荣。王兆槐还很高兴地能得到这样一个人,凡是与日本人交涉,总是派他去。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