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想见他们。
大约过了几个月，戴笠找我和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人事处长龚仙
舫、行动处长徐业道去他办公室。戴很生气地把一张电报交给龚仙舫看，说上次派
去的几个人都已被逮捕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好像他们几个人都是以前参加过这一
阴谋策划的，只有我是第一次。我也不便在那时再问以前的情况，只是听他们说。
戴笠的意见是以后不能一组组的派去，应当个别去进行。当时的行动处长徐业道，
在军统一向主管司法工作，对行动是外行。他便问我一个人搞暗杀行不行？我说，
一个人在"敌人"统治地区进行暗杀，如有内线，使用毒药或定时炸弹，能够完成
任务，如要进行狙击便没有把握。戴笠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只要有
牺牲决心，一样可以进行狙击。我认为没有把握，他仍坚持，说多一人容易误事，
我不便再说什么。他就指示龚仙舫，挑选两个人，分别派遣，不要让他们发生横的
关系，当时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过了几天，龚仙肪在军统特务总队的便衣队中挑选了一个河南人（姓名已忘），
还从兰州特训班毕业后派到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工作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陕西人李
进交我考验。那个河南人是惯匪出身，胆大，枪法好，戴笠叫先派走。李进年轻，
没有经验，我教他补习了两星期的手枪射击和狙击方面一些应有的技术。他的枪法
还很不够理想，但戴仍催促派了出去。戴笠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是由龚仙舫、徐
业道分别和他们作了单独的谈话，交代了任务。据龚仙膀说，派人去延安还有很多
手续，不一定马上能混进去，要经过很多关系才能辗转设法进入边区。至于等待机
会完成任务，说不定要一两年。
我当时虽也反共，很希望特务能在延安干出一两件大的暗杀案件，但不赞成派
遣个别特务去搞暗杀，特别是狙击，而主张按照过去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去进行。
戴笠认为过去的办法不适用于延安，我便不感兴趣。军统以后又陆续挑选过两三个
派了去，都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我曾问过戴笠，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来暗杀？他听了后，
骂我没有政治头脑，说在重庆等地发生了这类暗杀案，任何人都会知道是特务干的。
如果发生在延安，便不能说是特务干的，而我们却可以宣传这是共产党内讧，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