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不得重不得，轻了学生不怕，重了又怕引起各方面的反感。他当时最不满意的是
云南的行政当局不能和他很好地配合一致，设法对付学生。他埋怨省政府教育厅不
尽职，埋怨省主席卢汉拉后腿，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云南的学潮镇压不下去。
他很希望云南站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从内部去进行破坏活动，设法掌握学联组织，
侦察出学联组织中与中共有关系的人来。他认为每次学潮都是由于有中共地下工作
人员在指使，否则不可能那样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动员起来；如果纯粹是一些
学生闹闹事，他不会对付不了。因此，他认为云南站的主要活动是弄清这些关系，
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只要逮捕少数与中共有关的领导人，并进一步破获云南的中
共地下组织，便可彻底解决问题。
我当时也很同意他这种办法，便着手加强云南站的学运工作。在这期间，云南
站只有学运指导员杨文智和昆明组在云大政治系的职业特务学生张发顺两人从事这
方面的活动。杨文智一向只从几个学校的教职员方面去了解一般情况，我便指示他
一定要通过教职员的关系，在几个经常闹事的学校中直接去发展一批学生，并利用
学校中担任事务方面工作的职员和工人去注意学生的行动，并趋学生上课时暗中搜
查学生的寝室，以便多方面去找寻线索。张发顺在云大读书，只靠个人去活动，我
便指示他要多利用同乡和要好的同学等组织一些读书会等小组织，吸收可靠的同学
正式参加特务组织，由云南站给以津贴，不要像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稽查处的特务
那样，专门注意那些闹得最凶、喊得最起劲的"猛张飞"，而要特别注意那些平日
不大作声而专门指使"猛张飞"的"诸葛亮"。
在这同时，我规定昆明组的重点工作要摆在学运方面，除了组长罗若维应直接
利用亲友和旧同学等关系在各学校发展线索外，还指定一个女组员王金林专搞学运
活动。此外，对云南站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昆明市警察局几个接近学校区的分局，
也给予了加强这方面工作的任务；特别对警察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周伯先，叫他利用
该大队组织的篮球队、排球队等体育组织去拉拢一批学生，来替刑警大队搞学运活
动。通过这些新的布置，云南站的学运情报在数量质量上虽有所提高，但对学潮的
控制和侦破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线索，始终没有办法。
六月间，昆明学生又集合三万多人举行了一次反美扶日的大游行。游行完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