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此外，必须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中国人专门从各个难民收容所中拉妇女供日本军人用于不道德的目的。
7．必须制定一个计划，把目前还住在草席棚和拥挤的收容所的难民迁移到较好的宽敞的收容所。
1938年1月7日
我把下面这封信递交给福田先生，信中清楚地阐述了国际委员会的立场。福田先生现在似乎知道底细，他至少表明理解我们的想法。正如他告诉我的，东京方面来了严厉的指示，南京的秩序要无条件地恢复。同时应注意的是，一切行政工作(包括拉贝市长的工作吗？)均由自治委员会而不是我们外国人去承担。“我们外国人”对此肯定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我们只是希望自治委员会胜任其工作。我再次提请福田注意我们大家身处的危险，因为还有约1000具尸体躺在城里各处没有埋葬。这些尸体一部分已被狗咬食过，而狗肉同时在街上被中国人出售。谁对这种(潜在的瘟疫或类似的疾病)危险视而不见，他肯定是瞎子；而谁要是轻率地引发这种危险，那他就是罪犯。26天来我一直在请求允许埋葬这些尸体，但总是徒劳无益！福田允诺向军方再次申请从现在开始允许红卍字会埋葬这些尸体。
约翰 H．D．拉贝南京1938年1月7日致福田德康先生日本帝国大使馆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有关我们昨天的会谈，我冒昧地向您保证，国际委员会渴望看到的无非是南京秩序和正常的生活条件迅速恢复。我同样可以向您保证，为此目的，国际委员会将乐意看到地方自治委员会尽快承担起地方民政机关应承担的一切职责，如治安、消防和公共卫生等。您可以相信，国际委员会绝对不想继续展行平时属于地方主管部门的任何一种行政义务，也不想为自己要求这样的义务。
我们委员会首先是(我想说仅仅是)一个救济组织，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饱受战争痛苦的平民服务。这些人遭受的命运是无情的和悲惨的，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同情和怜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成立了遵循相似目标的各种委员会，它们中比如有上海委员会，松井将军个人给该委员会汇款1000元，这证明了这样一类委员会得到了日本军方高层的赞同。
因为留给我们委员会的现金和储备是专门委托我们用于上述目的的，所以依我看，国际委员会有专门的义务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我觉得不论是现金还是储备都不能交给任何一个别的组织。我们当然愿意同别的救助组织合作，比如同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同这两个组织我们目前已经在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资金必须保留完全的支配权。
我相信，如果您考虑到我们的状况，会承认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
此外，我还想指出，同目前的困境和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相比，我们的现金和储备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委员会所做的救助最好能被看作是对地方自治政府为自己提出的(我个人这样希望)更大的合适的计划的补充。不论是我们委员会还是红卍字会或红十字会肯定都会尽一切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自治委员会比我们委员会或其他任何一个组织做得更多。
我们也希望，在向难民提供食品和燃料方面，日本军事当局对自治政府能比迄今为止对我们表示出更大的诚意。虽然大家都在共同努力缓解危难，但危难的程度依旧大于所提供的救助。
最后，我还想冒昧指出一点。
毫无疑问，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救助行动将是恢复士兵中间的秩序和纪律。在士兵的秩序和纪律没有恢复之前，难民不可能重返自己的住所，商店不可能重新开业，交通不可能恢复，供电、供水以及电话都不可能正常运作。万事皆取决于所有问题中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只要军纪恢复，救助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解决，居民正常生活条件的重建也会变得较为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