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更感兴趣的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以及德国的扩军；1938年后的忧虑所在主要是希特勒的政策会不会导致战争。3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流亡上海，这个时候在中国才能了解到一些德国犹太人遭迫害的具体情况，人们开始对实际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
约翰·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但不会说中国话，和中国人交谈却用洋泾浜英语，他们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也欣赏和热爱中国人。这些中国通的商人们对中国有说不尽的奇闻轶事，道不完的经验感受，言不了的亲身经历。他们能形象地说出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独特之处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人如果回到对他们来讲已经变得十分陌生的家乡，他们反而会很难适应故土的生活。约翰·拉贝也是这样。
在南京的时候，他的一家人都十分好客。1936年秋，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学成归国，途经日本和中国，囊中羞涩，却又想什么都看看，什么都了解了解。在山东省我看望了一位出色的德国人克里克尔先生，他久居此地。当时这个地区被逃兵盗匪闹得鸡犬不宁，强盗们还抢劫了上海快车，这个事件后来被拍成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克里克尔在这里负责经营一家中国公司的矿山，他在这家大型企业里给工人们开办了许多社会性机构，企业在他的领导下，变成了在德国都可以堪称模范的企业。他帮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约翰·拉贝，告诉我，我可以住在拉贝家，拉贝会向我介绍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
11月底的一天，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我乘坐的火车就到达了浦口火车站。我坐渡船过了扬子江，要了一辆人力车，经过南京市雄伟的城门，来到了拉贝的家。这是一座简陋的别墅，副楼是办公室。里面的人还都在睡觉。我在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到了早饭的时间，我按响了拉贝家的门铃。
约翰·拉贝和他的夫人立即让人为我摆上了一套餐具，并且在客人的房间里为我铺了一张床。他们留我在他家过了一个星期，比我原先计划的还要长。我们一块儿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美国电影。晚上我们总是坐在客厅里，听拉贝讲述他在中国的岁月，关于中国人的情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行为举止，拉贝还介绍了中国许多奇特的国内政策和蒋介石的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腐败情况，德国的军事顾问当然也是话题之一。他甚至还亲身经历了清朝末年和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的最后时光，德国保护区胶州湾和青岛市的建设也是他阅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