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发现在城墙上蔓生的高高的荒草丛中有一顶浅红色的童帽，我随手拣了起来，立即又吃惊地扔在地上，原来这顶帽子是放在一个孩子的后脑勺上，孩子的头部已经腐烂了一半，最不忍目睹的是上面的又白又肥的蛆虫。
晚上，当拉贝的夫人出去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拉贝。他显得非常激动。
他说道：“在上海，这种事情是天天都能遇到的，每天早上都可以在街上看见在寒夜里被冻死的穷人，但是这里是南京，我们不允许尸体就这么随处乱扔！”
第二天早上，他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那是1936年的11月。一年以后他的日记里写道：“汽车简直就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
但是在1937年那年的12月份，当他写下以上文字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可以说就是警察局长了，或者说他就是南京市的市长了。
对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的来龙去脉，他在日记里作了记述。在战争期间，他誊清了自己全部的日记，附上了文件、自己起草的通告、致各大使馆的信函、布告、报刊文章、信件和照片等。由于盖世太保强迫他保持沉默，禁止他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因此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迫害，为自己日记的誊清稿撰写了下面的前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