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后期，我就逐渐定了型。那时候，我正十七岁，我的最大顺境是我孤独中的进步；我的最大困境是我陷身在孤独里，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商量讨论，只有自己暗中摸索、探境寻幽。更大的困境是国丄民党白色恐怖下的氛围，由于国丄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而我在北京时候读过的大量左派书刊，又在我心里发酵，我益发看不起国丄民党，并且益陷困境，我的老师严侨的被捕，更带来震撼。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就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一九五○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和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一九五一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在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后来做了国丄民党的司法院长）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的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的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画，把倒写的严侨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mirror writing）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 W. 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