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为之大窘。第二天连忙换了，吾从众矣。
进一中以后，班上春假要远足，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那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秀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乃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又讲学于日本，是名经济学家）代递。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由于三姐、四姐也在中学念书，爸爸分别为她们买了草帽，四岁的弟弟吵着也要，爸爸加买一顶。大妹妹想要，不敢说，偷偷在屋角饮泣。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我家来台湾，虽然爸爸找到了职业，但入不敷出，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病、妈妈又开刀等等，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四两黄金顶来的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台中一中终于分配了我们半栋宿舍，那是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我们一家九口住进，其拥挤可想。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在我家几十年的老妈子老吴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去帮佣了，我们又有幸转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而在屋里，比较象样一点。我家在存德巷十三号一住十三年，这一老宅，横亘了我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但我个人比全家人都幸运，我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我自己的独立天地，在这小天地里，我一桌一椅四壁书，快速的成长、辛勤的写作，奠定了我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础。
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国语好、国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国语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我四姐，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姐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广义的说，台中市演讲比赛被我们全家包了）。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