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个理所当然可能性出现了。
为了报复安忠良，蒋主任写了一封他勾结x国特务的举报信。
蒋主任很聪明。他不亲自处理“安忠良涉嫌勾结x国特务”的案子，而是将举报信寄给了他的死对头何主任，引何主任来处理该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一来，若是何主任认真办了安忠良的案子，扳倒了安忠良，那么于蒋主任一边的势力来说，绝对是莫大的好处。
二来，若是何主任办了案子，但没有扳倒安忠良。安忠良势必怀恨在心，反过来收拾何主任。凭安忠良的权力，想收拾何主任，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如同捏死一只蚂蚁般容易。
三来，若是何主任匿下了举报安忠良的信，按下不管。那么蒋主任也就得了一个何主任的把柄。一旦将来安忠良有失势的一天，他拿出这一证据，必然就能证明何主任和安忠良有勾结。凭这个，他可以将何主任置于死地。
如此三全其美的好法子，对蒋主任简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当为蒋主任想好了写举报信的理由后，林蔓提起黑色墨水的钢笔，以蒋主任的笔迹，写下了举报安忠良的信，寄送给监察委员会的何主任。
郑燕红对林蔓兴致勃勃地描述道：“今天早上，蒋主任刚一上班就被带走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发脾气。”
林蔓感兴趣地问：“有说是什么罪名吗？”
郑燕红道：“好像是涉嫌勾结对岸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