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时，医师们多少认同了她没有危险的暴力倾向，也没有急切伤害自己的迹象。她的家庭被归类为不健全家庭，又没有其他亲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决莎兰德理应从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释放，并透过寄养家庭慢慢重返社会。
这段历程并不轻松。她在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待了两星期就逃走了，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也很快便半途而废。那个时候，潘格兰把她找来严肃地谈话，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她再继续这样，就会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个威胁奏效了，于是她接受了第四个寄养家庭——一对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米索玛克兰森的老夫妻。
然而这并不表示她行为收敛了。十七岁时，莎兰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两次因烂醉而被送到急诊室，还有一次很明显地嗑药。其中有一次她被发现衣冠不整、烂醉如泥地倒在车后座，车子停在梅拉斯特兰南路上，车上还有个年纪大她许多，但同样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她最后一次被捕是在十八岁生日的三星期前，当时她完全清醒地在旧城区地铁站内踢一名男乘客的头。她被指控伤害他人。莎兰德声称那个人摸她，并有目击者证实她的说词，检察官便决定不予起诉。但鉴于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执行精神评鉴。由于她仍依惯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也不配合检验，国家健康福利部咨询的医师们只得根据“对患者的观察”作出评断。倘若面对的是一个交叉双手、嘟出下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的年轻女子，又能观察出什么结果来呢?因此唯一作出的判断就是她肯定有某种情绪障碍，而且不能置之不理。这份医疗/法律报告建议患者接受封闭的精神疗养院照护。社会福利部门某副部长也表示支持精神病学专家们的结论。
至于她的个人记录，专家们最后的诊断是滥用酒精与药物风险极高，且缺乏自觉。当时她的档案记录簿里充斥着内向、受社会压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恋、病态与反社会行为、合作困难、无法同化学习等等字眼。凡是看过莎兰德档案记录簿的人都可能认定她有严重的智障。还有另一个事实也对她不利，社会福利部门的街头巡逻人员有几次看见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玛利亚广场附近厮混。有一回，她在丹托伦登公园被拦下搜身，当时也是和一个年纪大上许多的男人在一起。社会福利人员担心莎兰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为妓女。
当地方法院——决定她未来的机构——开庭判决此案时，结果似乎早成定论。她明显是个问题儿童，法院除了接受精神病专家与社工人员的建议之外，不太可能作出其他判决。
举行听证会当天早上，莎兰德被人从儿童精神病院——自从旧城区事件后她便被关在这里——带到法院。她觉得自己像个集中营的囚犯：没有希望活过那一天。她在法庭上第一个见到的是潘格兰，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觉他并非以受托人的身份出席，而是她的代理律师。
出乎她意外的是，他很坚决地站在她这边，并强力抗议住院的决定。她并未扬起眉毛之类地显露自己的惊讶，但却仔细倾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潘格兰反诘当初签名建议将莎兰德关进医院的耶斯伯•罗德曼医师，两个小时下来的表现令人喝彩。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医师评鉴的每项细节，进而要求医师解释每项陈述的科学根据。结果发现，由于患者不肯接受任何测试，医师所下的断论其实全凭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