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一个礼拜与毕尔曼会面之前，她已经作好准备;一到了那儿，她便试着解释前一任监护人很信任她，而她也不曾令他失望过。潘格兰一向让她自己管自己的事，并不干涉她的生活。
“那是问题之一。”毕尔曼敲着她的档案簿说，然后便长篇大论地谈起关于监护权的规定与政府法规。
“他很放任你，对吧?真不知道他怎能不受罚。”
因为他是个疯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辈子都与问题少年为伍。
“我已经不是小孩。”莎兰德如此响应，仿佛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
“对，你不是小孩。但我被指派为你的监护人，只要我还担任这个角色，在法律与经济上就得对你负责。”
他用她的名字开了一个新账户，她得向米尔顿的人事处报备，今后就使用这个户头。往日的美好时光结束了。从今天起，毕尔曼会替她付账单，并且每个月给她一个额度。他表示希望她能提供所有消费的收据，而她每星期可以拿到一千四百克朗——“买食物、买衣服、看电影等等”。
莎兰德每年赚的钱超过十六万克朗，如果全职工作，接下阿曼斯基分配给她的所有任务，收入甚至能加倍。可是她的花费很少，不需要太多钱。公寓的费用大约是每个月两千克朗，尽管收入不丰，储蓄存款账户里却也有九万克朗。只不过以后无法取用了。
“这么做是因为我要负责管你的钱。”他说。“你得为未来存点钱，不过别担心，这一切我会照料。”
我从十岁就开始照料自己了，你这讨厌鬼!
“就社交观点看来，你的情况还不错，不必住院治疗，不过这个社会对你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