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到美國演出前的焦慮和擔憂，梅蘭芳此次的心態平和了許多。當初他對中國京劇是否能被西方人接受是毫無把握的，面對的又將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心中忐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距訪美又過去了四五年，他對世界各國的文化，特別是讀過程硯秋的《赴歐考察戲曲音樂報告》之後對歐洲戲劇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也就少了因為不知情所帶來的懼怕。
另一方面，當初他去美國演出，不但旅費自籌，演出如果不賣座的話，他將面臨破產，因而經濟壓力是相當大的。此次去蘇聯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是蘇聯政府出面邀請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由對方負擔。
再者，梅蘭芳在選擇演出劇目時，不得不考慮到蘇聯與美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文化背景也不同，演出劇目自然是要有差別的。儘管如此，當初他為訪美而準備的宣傳品和演出設備等，則是可以繼續延用的。從這一角度上看，客觀上也為他減輕了許多麻煩。
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在去過兩次日本、一次香港和一次美國之後，對於出國演出已積累了不少經驗，這些經驗也使他比訪美要輕鬆許多。
心態上的差異並沒有讓梅蘭芳輕視訪蘇。就他對蘇聯的認識，這個國家雖然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它的戲劇傳統遠優於美國，戲劇人才的文化層次也遠高於美國。他在美國面對的是以杜威為代表的學者以及以卓別林為代表的演藝界人士，而在蘇聯，他面對的將是一批真正的戲劇理論專家。為迎接梅蘭芳的到來，蘇方特地組織了一個“招待梅蘭芳委員會”。該會主席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會長阿羅舍夫和中國駐蘇聯大使顏惠慶擔任，委員有：蘇聯第一藝術劇院院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劇院院長丹欽科、梅耶荷德劇院院長梅耶荷德、卡美麗劇院院長泰伊羅夫、著名電影導演愛森斯坦、國家樂劇協會會長韓賴支基、藝人聯合會會長鮑雅爾斯基、名劇作家特列加科夫等等。
這份名單包含了蘇聯戲劇、電影、文學界的最高層次人士。可以說，梅蘭芳是懷揣經濟壓力赴美的，而此次赴蘇，他有的便是自感戲劇理論不足所造成的壓力。因此，沒有厚實的文化底蘊，沒有充分的思想和技術準備，他或許不能繼在美國演出後再創佳績。
此時，身居上海的梅蘭芳已經無法倚仗仍處北平的齊如山，也就是說，這對黃金組合因為分處京、滬兩地而拆夥。繼續在他身邊輔佐籌備工作的是馮幼偉和吳震修，而真正能在藝術上擔當重任的仍然是張彭春。在籌備訪蘇期間，梅蘭芳接受胡適的建議，除再次聘請張彭春為劇團總指導外，又聘請戲劇家余上沅為副指導。余上沅是胡適的學生，二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後來赴美研究戲劇。據說他之所以接受梅蘭芳的邀請，一是出於對梅蘭芳藝術的欣賞，另一個原因便是胡適的極力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