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趙翼曾就此作過專門的研究，他一語點出了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的本質。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這就是當時蒙古官吏存在的真實現象。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談到蒙古貴族對漢地制度認識粗淺隔膜的問題，還可以舉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孫鐵穆耳（成宗）為皇儲，授給他“皇太子寶”，武宗因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協助奪位有功，也立他為“皇太子”，後來明宗同樣立其弟文宗為皇太子。
這要在漢地制度中絕對是非常荒唐的事，即使在滿族統治的清王朝，也決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元朝之所以出現這種荒唐的事，就是因為蒙古統治者昧於漢制，錯誤地將“皇太子”當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儲固定專用詞。還有一樁事，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泰定帝為對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將皇太后之號升格為“太皇太后”，大臣自當力爭，指出“與典禮不合”，此事方才作罷。
細節的東西，就可以體現整個元朝對於漢化問題的衰弱性，不正視問題的存在，不更好的協調與吸收，就註定了他們與整個歷史發展潮流的悖逆，其過早的被歷史舞台所淘汰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六章上天的“傑作”：神風的魔力
強大的大元王朝，在大陸上幾乎橫掃之後，他們的領袖忽必烈又把鐵蹄踏向了大洋的對岸——日本。這時，與大元王朝建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遍及兩大洲，惟有日本尚未與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對於日本獨立於大元王朝勢力之外的狀況，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公元1270年，蒙古使節第5次到達日本，傳達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貢，蒙古人即將出兵，當時18歲的日本執政者堅決拒絕這一要求，並壓制了其他人的妥協態度，下令準備防禦。忽必烈聞此訊後，抑制不住5次遣使、5次被拒絕的憤怒與恥辱，他不顧蒙古與南宋激戰正酣，下令準備軍隊、船隻、糧餉，向日本發起戰爭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