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貿易的繁榮也帶動了其他相關事務的發展。海上貿易的發展繁榮使元代交鈔成為一種國際間使用的紙幣。元人汪大淵曾附舶出海，歸來著《島夷志略》，記載在交（越南北部）、羅斛（泰國南部）、烏荼（印度奧里薩邦北部）等地，用交鈔與當地貨幣折兌使用，並稱“甚便民”。這既反映了元朝的經濟實力，也說明舶商與各國在貿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關係。
海外貿易也促進了元代造船技術的進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載貨5 000石，艙內貨物交相疊放，“無少隙處”，各客商占地數尺，“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而到了元代，9 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術更是令西方旅行者驚嘆，船底有獨立隔艙，全船上下四層，“公私房間極多，以備客商之用，廁所秘房，無不設備周到”。領先的造船技術，讓中國舶商使用著當時最先進的船隻。
繁榮的海上貿易促進了元代航海業的發展，也加深了時人對海外世界的認識，這是中華民族勤勞智慧的體現，並為鄭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礎。遺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嚴厲打擊江浙富民，削弱了組成舶商群體的社會階層；繼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許下海”，阻礙了海上貿易的繼續發展，關閉了對外聯繫的通道。到明代中葉，中國便喪失了航海及海上貿易的世界領先地位。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向世界、向海洋開放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對世界與世界對中國的影響都是空前的。說得更前衛一些，元朝在對外的世界貿易政策上實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貿易，真正實現了貿易自由化。
第九章紙幣興衰沉浮的背後
時間回到公元1275-1291年，義大利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從歐洲到達中國，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見和器重，留在身邊為侍從。回國後，他口述了《馬可·波羅遊記》一書，詳細記述了中國元朝的繁榮景象，並且十分具體地記載了元朝發行紙幣的情況。雖然在歷史上有許多人質疑馬可·波羅所說的話，甚至不相信馬可·波羅到過中國。但呼和浩特白塔中有關元代紙幣的驚人發現，卻以事實證明了馬可·波羅記載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1982年，在維修呼和浩特市遼代萬部華嚴經塔(俗稱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員發現元代中統元寶交鈔一張。該鈔為灰黑色麻桑皮紙，蓋朱紅大印，面額為“壹拾文”，長16.4厘米、寬9.2厘米。左下方有“中統年、月、日”，“元寶交鈔庫使副判，印造庫使副判”籤押。此外，紙幣上還有“中統元寶”、“諸路通行”八個篆字。經研究考證，這張紙幣是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印製，使用時間約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發現的最早的紙幣實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