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此案的负责人山卡尔承认，警局的调查只触及问题的表面而已。实际上，如果亲生父母负担不起律师费用，就无法让儿童绑架案进入法院程序，因而案件很有可能毫无进展。这位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警察同时也表示：“此时此刻，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些长达十年的陈年旧案。”他说，其他孤儿院陆续出现，会取代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他又说：“可是，我没有权力调查，我真的无能为力。”
不过，要从金奈高等法院记录中取得美国家庭的地址并非难事，因为地址就列在当局批准领养案的法律文件里。我对劳乌说，我要去美国跟那一家人见面时，劳乌碰触我的肩膀，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我。当警方再说他的儿子已经被人给领养时，他松了一大口气，幸好儿子没被卖去从事性交易，也没被卖给器官掮客，他听说有些孩子的下场是这样的。现在，他只希望能在苏巴希的生命中扮演一个角色。他把所知的寥寥几个英文字排列组合后说了出来，努力把心中的期望传达给我。他指了指美国的方向，说：“家人。”然后，指着自己，说：“朋友。”
于是，花了两天时间，跨越8000英里后，我现在正站在美国中西部一户人家的前门门廊，同时发现要转达口信也不简单。我抓着证据活页夹，努力想找出正确的字眼，然后自我介绍。男孩已经从屋后回来，站在我的旁边，而他的姐姐就在门内听着。这个十几岁的男孩有着劳乌的圆脸和卷发。我告诉那位母亲，我们必须谈谈，但不能在孩子们面前谈。我们约定等她丈夫回家后，在别的地方碰面。
一小时后，在两个街区外空荡的公园里，我倚靠在租来的汽车上，每隔一分钟就看看手表。终于，父亲来了，他停下车子，没走出车外，只摇下窗户说话。他对于我要说的话，似乎并不讶异。他说：“几年前，我在新闻里看过这类事情，当时就知道有这种可能。我从来没能告诉儿子这件事，他要是知道，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他突然露出不安的微笑，我把活页夹递给他。活页夹里有一封信，信中内容保证苏巴希亲生父母的目的并非要求他们归还男孩，而是希望男孩的新家人能够跟他们友善交流，让印度的生父母仍能成为男孩生命中的一部分。最后我请那位父亲详细查看那些数据，我们约定隔天再碰面。
其实，这个美国家庭并未直接通过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领养，他们就像多数的美国家庭一样，是通过代理机构领养孩子的。我第一次替《琼斯妈妈》杂志写到苏巴希的案例时，编辑和我都同意不透露男孩的名字和其他细节，这样才能够保护这个中西部家庭的身份。杂志出版时，我只知道这一案例是跟某个代理机构有关，由于没有充分证据，我假定该代理机构无罪，这个可疑的领养案或许只是随机发生。毕竟，送来儿童的印度孤儿院有可能很容易就骗过了美国的代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