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补充说，这件事或许很快就会彻底了结，因为他隶属的警局在前一年的8月向国际刑警组织要求采集那男孩的血液与头发样本，如今该项要求终于送到美国司法部长的办公室里，日后有可能转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后续的调查。
不过即使如此，也同样毫无保障可言。要是那对夫妻决定反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要求，那么优秀的律师有可能会让这件事陷入僵局好长一段时间，久到孩子都长大成人。到了那个时候，这件事的决定权就会落到那位年轻人的手上。
开始调查苏巴希身份的一年后，该案几乎毫无进展。印度警方一直处于即将交出另一份起诉书的阶段，却一直没能交出去。美国的那一家人则继续保持沉默，他们的消息愈来愈少，只有《琼斯妈妈》杂志网站上的一则匿名评论文，些微透露出他们心中的想法。那位匿名评论者声称自己跟那个美国家庭的关系很近，他写道：那对父母根据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决定不要扰乱这孩子现在的稳定生活。等孩子大了，养父母打算把情况告诉他。如果他想要探究下去，我知道他们会支持他的决定。这个家庭已经作了决定，这并非出于私人的满足感，而是出于真切的关爱，为了儿子的心理健康着想。他们是最贴近情况的人，他们最了解这孩子。给他们自由，让他们根据所有的信息，用爱为儿子做出选择。
该则评论文章张贴后数个月，山卡尔通知我，DNA检验正在进行中。经过数年的施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终于采集了样本，送到了印度的检验所。由于检验所必须完成积压数年的工作，因此在这里就得静观其变，等待检验所用科学角度回答苏巴希的身份问题。
然而，无论我有没有插手，那个美国家庭仍旧没有通过任何方法联系劳乌与席娃嘉玛，没有为该起警察案件提供证据。他们声称孩子没有那样的胎记，却不允许外界人士来检验。
不过，劳乌还是怀抱着希望，仍旧经常长途跋涉到高等法院附近的一栋办公大楼，用自己的劳力换取金奈顶尖律师的服务。他爬上混凝土阶梯，走到后方的办公室，经过平板玻璃窗，在那里，几位法律书记正在给辩护状归档，并撰写一堆堆的辩护状。埋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的某处的，就是他为失踪儿子所提出的申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