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诊所已连续两年都处于猜疑的镁光灯下，所以伊瓦诺维娜早已经准备好面对最糟糕的情况，她似乎预期警方会随时上门。而她也没有等待太久，在我拜访佩特拉诊所的3个月后，塞浦路斯警方突袭诊所，指控诊所人员贩运卵子。警方在尼柯西亚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已取得3名妇女的自白，她们从乌克兰飞来捐卵，佩特拉诊所非法支付款项给她们。不过，这并非当局勒令该诊所停业的官方理由。当局表示，佩特拉诊所的医生只有治疗地中海型贫血的执照，不可处理卵子捐赠。而在警方突袭后，维林斯基承认佩特拉诊所“应该是治疗地中海型贫血的中心，不过有些中心是在其他地方开业。地中海型贫血患者并不多，我们注意到了人们对卵子捐赠的需求”。毕竟，诊所要考虑到损益，必须提供人们有需求的服务。
不过，目前的问题在于，警方为何选在那时突袭诊所?在某种程度上，佩特拉诊所是完美的箭靶，老板是外国人，只为国外患者提供植卵服务，谨慎避开本国的捐卵者与受赠者。此外，警方对诊所的指控都带有异国性质，比方说，来自国外且生活贫困的乌克兰妇女，再次显示这类问题的棘手程度远高于违反许可、从事地中海型贫血治疗以外的项目。在国际管辖区之间把一批卵子分给多位患者，是否正当呢?不光是这个问题而已，还要考虑到这种行为对于组织的购买又有什么意义?正如伊瓦诺维娜所言，出问题的不是只有佩特拉诊所而已。世界上的每一位胚胎学家都必须思考，补偿金与金钱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果不能把人体视为商品，那么诊所应该从哪里取得原料呢?
* * * * * *
如“捐赠者”一词所指涉的涵义，供应卵子者最好是基于利他立场而捐卵的妇女。根据欧盟法律，欧盟国家(如塞浦路斯)必须“尽力”确保人类卵母细胞的捐赠是自愿且无偿的，不过却允许支付补偿金，弥补薪资损失和交通费。欧盟卫生委员安德拉·瓦西里奥(Androulla Vassiliou)表示，关键在于“欧盟成员国要在哪里画下经济获利与补偿金之间的界限”。可是，这种诡辩的说法，顾客与供货商轻易就能规避。生物伦理学家麦基表示：“领养猫咪的困难度还比采购卵子高一倍呢。”根据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协会在2010年所做的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每年为了那些到国外接受不孕治疗的欧洲妇女，所进行的捐卵次数竟然高达25000次。50%以上的受访者之所以选择在国外治疗，是为了规避家乡的法规。而在塞浦路斯，介于18岁至30岁间的妇女约有76000人符合捐卵者的资格，崔考斯医生评估，在这些人当中，每年约有1500人(约50人中有一人)会贩卖自己的卵子。这个数字大得令人难以想象。相较之下，在美国，每14000名符合资格的妇女当中，只有一人会捐赠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