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斯拉鲁说，医生出价2000美元现金，她当场回绝了。可是，那位医师不放弃，接下来的一个月，每周都打电话给她，希望她会改变心意。不过在多次失败后，他转而希望她可以介绍几位可能会答应的妇女，她把几个名字给了他。后来，她认识的这几位女性接受了他的出价。她说：“这里有许多妇女卖卵子维持家计，我们全都是处于弱势的。”
不过，受Ira W. Decamp计划赞助的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尔(Peter Singer)对于贩卖卵子一事，则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他在电子邮件里写道：“我认为，在理论上，买卖可替换的人体部位不一定比买卖劳动力还糟糕，而我们一直都在贩卖劳动力啊。例如一家公司转向海外发展时，也会发生类似的剥削问题，可是穷人却能靠此项交易赚钱维生。我不是在说卖卵根本没问题，这显然是有可能会发生问题的，因此，最好能在管制监督下公开交易，这样总好过于黑市。”
我在撰写本书时，塞浦路斯议会正考虑通过新法律，取缔国内的卵子交易，对于公开买卖人体组织的诊所，要处以新的严厉处罚。不过，顶尖的胚胎学家正在极力反对这项法律的通过，害怕这项法律将会让整个医界都受到制裁。
塞浦路斯外科医生考道洛斯——从佩特拉诊所接收濒死捐卵者的医生——在国内很受欢迎，就像《急诊室的春天》里乔治·克鲁尼的塞浦路斯版本。男人碰见他，会在他的背上轻拍示意，女人则会亲吻他的脸颊。他是个英俊的胚胎学家，也让众多妇女怀孕，简直比成吉思汗还厉害。他那栋高科技的“创世纪”诊所坐落于利马索市区，此时我们俩正站在诊所三楼的阳台上。我问他，新的法律对于寻找捐卵者的过程，可能会造成何种影响。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点了烟，开口说：“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我不能说的。”
所有的生育诊所都被困在两个对立的道德难题之间。“显而易见，如果捐赠被描述为利他的行为的话，这就表示不应支付金钱。可是，捐赠者会基于做好事的心态，就接受为期数周的多次注射以及之后的全身麻醉手术吗?这怎么听来都不合理。”对他而言，这当中的风险很大，前一年，他投资了一百多万欧元，兴建顶尖的体外受精实验室，实验室里有负压气锁门，还有三个房间装满了贵得要命的仪器。而只有在他能向顾客保证提供一定的卵子供应量时，这项投资才称得上合理。如果塞浦路斯实行了利他主义唯上的模式，禁止支付款项给捐卵者，那么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卵子可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