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洛克西(Laksh)旅馆的门厅跟科恩见面，洛克西旅馆的服务对象是阿肯夏不孕诊所的求子旅客。许多人都经历了价格昂贵且时时担忧的求子过程。这趟印度之旅可说是最后的尝试，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的生育治疗之后，这是最后一个上好的选择。科恩努力试着怀孕，试了好几年，在全面的检查后，医生告诉她，她永远无法怀孕，但她也不想要领养孩子。后来，她读了一篇讲述帕特尔医生的报道文章，当下就知道自己想要来阿南德。她说：“钱当然是其中一项因素，不过那好像是出于我的直觉，我必须要来这个地方。”科恩和丈夫决定隐瞒代孕的事情，不让朋友和邻居知道，起码要等两人带了婴儿回家再说。
在美国，代孕母亲及客户在去生育诊所之前，必须先建立关系，可是科恩几乎不曾见过莎拉吉，也就是阿肯夏不孕诊所雇来帮她代孕的妇女。双方只在诊所见过一次面，那次是她丈夫的精子和捐赠者卵子结合所产生的胚胎植入莎拉吉子宫的数分钟后，而那已经是9个月前的事情了。科恩返回阿南德已有3天，却还没去看莎拉吉。科恩说：“诊所希望我们保持距离，他们试图明确一点，这是她的工作，她是容器。”
不过，这里就是商业代孕的道德观让人混淆之处。科恩表示，莎拉吉给她的，是人所能给的最宝贵的礼物，接着她又说：“诊所不会让妇女做代孕母亲超过两次，因为他们不希望妇女只是容器而已，代孕不该是工作。”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代孕呢?奥普拉让珍妮弗与肯德上节目，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妻什么都试过了，就是负担不起美国的代孕费用。最终在帕特尔的协助之下，珍妮弗变成了妈妈，一名印度妇女脱离了贫穷，这项交易半是生意，半是姐妹情谊。这家诊所也把代孕包装成这种形象，坚称妇女提供子宫是出于一种共有的责任感，并不是单纯因为她们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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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孟买一位处理代孕事务的杰出律师阿米特·卡克汉尼斯(Amit Karkhanis)，约在时髦的旅馆里喝着一杯8美元的咖啡。卡克汉尼斯说，利他主义这种措辞使得诊所在与代孕母亲谈薪资时占了上风。同时，诊所、客户和代孕母亲所签订的合约，对于所提供的服务类型都含糊带过。“是工作，还是慈善呢?”卡克汉尼斯以夸张的语气问道，一条眉毛扬起，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代孕是一种职业，就是这么简单明白。外国人来这里又不是因为喜爱印度，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省钱。”如果代孕被视为工作，那么代孕妇女为何不能获得符合市场行情的薪酬，弥补她们待在医院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