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的多数医院是慈善机构，大都隶属于政府。医药费往往是由政府掏腰包全额支付，或补贴大部分的医药费。营利医疗与私人保单并行的时代，是等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后才开始。不过，医疗机构已经知道有些人宁愿支付额外的费用，获得更先进的照护。大型公营医疗机构大多雇用一般从业人员，私人医院雇用拥有先进知识——先进的知识是稀有的——的专科医生，开始取代公营机构。
血液供应的状况也经历了类似的管理阶层变动。二战期间，前线士兵需要大量血液，以便加快伤口痊愈。但是全血很容易腐坏，在跨大西洋的航程中无法保存下来。为了寻求替代方案，红十字会便促进离心机技术的普及化，把红细胞从血浆中分离出来。虽然血浆缺乏血红素，但是在手术期间，患者的循环系统能从中获得所需的血浆血量，而且在治疗流血的伤口时，这种血浆也能起到关键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血浆的寿命比全血长，而且在长途的海外航程中，存活几率也更高。这种血浆让美国人自愿捐赠大量血液，美国国民觉得捐血是为了拯救前线士兵的生命。就因为美国与英国本土在战争期间对援助士兵所做出的努力，让蒂特马斯有了灵感，他写道，在面临国家存亡关头时，捐血者通过捐血行为，拥有了使命感和团结感。
在战争期间，当外科医生在动手术时已习惯有大量血液备用，因而开发出更复杂的手术技巧，外科领域获得了大幅的进步。然而到了战后，血液需求量却仍居高不下，这是因为医生把战场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在平民领域。不过，少了战争这个因素，就难以维持高库存量，因此美国需要更有效的采血制度。
1940年～1960年间，有偿的献血中心不稳定地与无偿的志愿捐血处并存，而且有着很明显的阶级差异。有偿的献血处大多设立在贫民区，而志愿捐血中心则是在教堂举办捐血活动，并在市区里比较体面的居民区，维持迎宾中心的运作。在质量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有偿捐血人是基于金钱动机才卖血，并不在乎自己的血液是否安全，只在乎捐血后会收到钱。此外，献血处的卫生状况也很马虎。蒂特马斯指出，有偿捐血人血液传播疾病的发生率较高。
他写道，那些依赖营利血液银行的医院，经由输血，促进了肝炎的扩散。在人们志愿捐血的情况下，肝炎案例却大幅降低。当时负责报道血液银行的记者指出，营利捐血处的环境十分破旧，有时是泥土地面，墙壁摇摇欲坠，“地上爬满了虫”。这类捐血处的重心在于采血，而不是捐赠者的健康状况。
尽管营利血液银行卖的是受到感染的血液，但终究还是在赚钱，可是质量的差异还是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在部分城市，医生对于受感染血液所带来的风险感到忧心忡忡，便开始指示医院只购买捐血银行的血液。当然，营利血液中心也察觉到这种做法会危及其经营模式，于是开始反击。私立的血液银行有计划地控告医院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他们主张血液是公开买卖的商品，因此志愿捐血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原料的行为，显然，医生的临床决定使得患者健康与公司利益产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