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两个意外打击会对下诺夫哥罗德产生什么影响，它受到的损害肯定比其它任何一个城市都更大、更集中。
因此，来到西伯利亚边境以外做生意的国民都不能离开本省，至少是目前。第一条法令的内容非常肯定，不允许有任何例外。任何个人利益在全体利益面前都应该作出让步。
至于第二条法令，即同样也无可辩驳的驱逐命令，它只针对那些来自亚洲的外地人，但他们只需把他们的货物再包上，顺着他们刚刚来时走过的老路回去就行了。而那些为数众多的街头艺人，他们到最近的边境也要走上近千俄里，对于他们来说，一场不幸近在眼前。
所以，首先是有人窃窃私语起来；反对这不寻常的措施，更有人绝望地嚎叫，但哥萨克人和警察的出现马上就使他们噤声了。
接着，这片广阔的平原可以说马上就开始搬家了。各个货摊前扯起的布篷都叠了起来；街头剧院零零星星地撤退了；歌舞停止下来，招徕顾客的吆喝声也听不见了；各种灯火都熄灭了；用来表演平衡技巧的绳子也放松了；患喘息症的老马从马厩回到车前，拖动那些流动居所。警察和士兵，手里拿着皮鞭或木棒，抽打着那些手脚太慢的人，甚至不等那些可怜的波西米亚人离开，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帐篷推倒。显然，这些措施将使下诺夫哥罗德广场在天黑之前就变得空空如也，交易会上的喧嚣也将被荒无人烟的沉寂所代替。
对于驱逐令直接针对的这些流浪者，还有一点需要重复，——因为这些措施要求必须再进一步，——甚至连西伯利亚草原他们也不能去，他们必须去到里海以南，或者是波斯，或者是土耳其，或者是土耳其斯坦的平原。俄罗斯边境上有一些山脉如同乌拉尔河的延伸，不论是河上还是山上的哨所都不会允许他们通行的。所以他们必须跋涉一千俄里，才能踏上自由的土地。
在警察局长宣读法令的时候，米歇尔·斯托戈夫在脑海中把两件事本能地连在了一起，不禁大吃一惊。
“驱逐来自亚洲的外国人的这个法令，和昨天晚上那两个茨冈人种的波西米亚人的谈话，”他想，“两者是多么奇怪的巧合啊！‘正是他老人家要送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地方！’那个老头说。但是他老人家’，就是皇帝啊！老百姓都是这样称呼他！这些波西米亚怎么预见到政府会采取对他们不利的措施呢？他们是怎么未卜先知的呢？那么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呢？这就是一些可疑分子，不过，我觉得总督的法令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有利，而不是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