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和您同时。”华西里·菲多尔答道。
“我是七月十五日离开莫斯科的。”
“娜佳大概也是这个时候从莫斯科出发的，她的信上是这样说的。”
“七月十五日她在莫斯科吗？”伊万·奥加莱夫问道。
“是的，这一点可以肯定。”
“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伊万·奥加莱夫又说道：
“可是不对，我弄错了，……我把日子弄混了……很有可能，您的女儿已经越过了边界，这真是不幸，您只能指望她在听到鞑靼人入侵的消息后立即停止了前进。”
华西里·菲多尔低下了头。他了解娜佳，他很清楚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女儿继续赶路。
伊万·奥加莱夫毫无理由地开了一个残酷的恶作剧。本来他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安慰华西里·菲多尔：尽管娜佳确实在那样的情形下进入了西伯利亚，但如果华西里·菲多尔把女儿在诺夫哥罗德的日子和当局颁布不许再往东行的禁令的日期联系起来，他就可以得出结论——娜佳不会受到入侵者的威胁，尽管她自己不愿意，但她仍在俄罗斯欧洲部份。
可伊万·奥加莱夫的本性就是这样一个不会被别人的痛苦所感动的人，他不肯说出宽慰别人的话来。
在离去的时候华西里·菲多尔的心都要碎了。经过这场谈话，他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在随后的两天，十月三、四日，大公接连几次问“米歇尔·斯托戈夫”他在新宫的御前会议上所听到的一切。伊万·奥加莱夫对这些问题早有准备，立即作了回答。他故意地没有隐瞒这些事实：沙皇政府对入侵感到震惊，暴动是在极为机密的条件下酝酿的；鞑靼人在莫斯科得知入侵的消息时已经占领了鄂毕河一线，最后他还告诉大公，帝国的各个省都没有作好向西伯利亚派出能够击退敌人的兵力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