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過胡適的課之後，傅斯年對胡適的治學方法很是景仰，從此之後，便疏遠了黃侃等太炎門生，投奔到胡適麾下。不時趨訪，請教學問，縱論時局。正是在胡適的家裡，結識了同在北大讀書而不在一個系裡的羅家倫。在上引的文章中羅說：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學認識的……我們開始有較深的了解，卻在胡適先生家裡。那時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這時期還是適之先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以後，而尚未正式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學革命主張作號召以前。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博與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穫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是很謙虛地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弔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適之先生於北大校慶之夕，在南京國際聯歡社聚餐時演講，就公開有此謙詞。）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當時的真正國學大師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漢章）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讚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征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缽。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真，決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要不要把胡適趕出北大課堂(2)
顧頡剛勸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以決定是否將胡適趕走，在其起始，確實算不得大事，但誰又能料到，後來會有這一連串的結果呢。小事中每每隱匿著大的歷史事變的開端，可惜這樣的見微知著，常是許多歷史學家事後的聰明。
胡適晚年也談到了北大的新舊兩派。在與胡頌平談到清華出身的張蔭麟時，胡頌平問：“倘使他不入清華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邊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會有特殊的成就。”胡適說：“不，北大裡邊也有守舊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會跟我學。他是廣東人，或是出於守舊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師友，造就當然不同了。你不要以為北大全是新的，那時還有溫州學派，你知道嗎？陳介石、林損都是。他們舅甥兩人沒有什麼東西，值不得一擊的。後來還有馬敘倫。馬敘倫大概是陳介石的學生。”胡頌平又問：“傅斯年當初不是很守舊嗎？”胡適笑著說：“是的，孟真是很守舊的。那時穿上大袍褂，拿著大葵扇的。”（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63頁）還有一件小事，也頗能說明當年北大新舊兩派之間的對峙與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羅家倫響應新文化運動，辦起《新潮》雜誌，陳獨秀對他們仍是心存疑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新潮》的主幹是傅斯年，羅家倫只是副手，才力也較差，傅在研究所也單認了一種黃侃的文章組的“文”，可以想見一年之前還是黃派的中堅。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轉變了。所以陳獨秀雖自己在編《新青年》，卻不自信有這樣的法力，在那時候曾經問過我，“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麼？”我雖然教過他們這一班，但實在不知底細，只好成人之美說些好話，說他們既然有意學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錄》第376頁）傅斯年的轉變，其意義在於，肇始了太炎門生在北京大學地位的衰落，開啟了北大學術史上的一個新紀元，那就是留學英美的一批自由主義學者，終將成為北京大學真正的主宰。而這批自由主義學者，和太炎門生的抗爭，也必然會越來越激烈，其中有學術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見解的歧義，有私人間的意氣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糾紛。就大勢而言，卻是先進文化思想與傳統文化思想的抗爭。起初是學術的牴牾，後來便演變成思想認識的衝突，最終便是社會立場的異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