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麼用。”魯迅說。
“那麼，你抄它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這番對話，後來魯迅把它寫在小說集《吶喊》的自序里。接著說，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在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僅沒有人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幾番交談之後，魯迅終於答應做文章，這便是轉年四月間寫的小說《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出了本名為《吶喊》的小說集。
這是魯迅的幸。若沒有《新青年》的創辦，沒有較早參與《新青年》編務的錢玄同的督促，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譯出版《域外短篇小說集》的老文學青年，會在抄古碑的日子裡銷蝕下去。
正是這些短篇小說，奠定了魯迅最初的聲名。
魯迅是教育部的僉事，這是個不小的官兒，若他一直以票友的身份參與新文化運動，保持一種局外人的心態，也就不會有後來那麼多的麻煩了。
魯迅的不幸在於，後來以兼職的身份進了北京大學教書，這就把他拖進是非的漩渦里了。
是二弟周作人，把魯迅引進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魯迅托蔡元培的面子，把二弟從南方叫到北京，進了北大。初來時，因是四月間，只有美學課需人，此外便是預科的國文，這些課周作人說他都不能勝任。當時國史館剛由北大接收，改為國史編纂處，蔡元培讓他去做編譯員，到了八月，中文系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轉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系安排下學期的課程，系主任馬幼漁想讓周作人開一門叫中國小說史的課，每周兩小時，周作人答應了。回家和魯迅說起，覺得哥哥去教更為合適，魯迅說去試試也好。魯迅的本事，馬幼漁是知道的，自然不會見怪周作人的舉賢不避親。八月六日晚間，馬幼漁便將北京大學的聘書送到紹興會館補樹書屋，交到魯迅手上。因為魯迅是教育部的現任官員，屬兼職，按北大的規定只能聘為講師。當年的講師和教授，沒有學術資格上的差別，只是專職與兼職的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