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遽然而起的變革，只能說是改變了國家的體制，卻不能說是造就了一代新的國民，一個新的社會。新國民、新社會的造就，還有待數年後起來的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則是白話文的提倡與實施。
這樣的功效，用現代語言學的理論來解釋，是很好理解的。傑姆遜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中說：“在過去的語言學中，或是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個觀念，以為我們能夠掌握自己的語言。語言是工具，人則是語言的中心；但現代語言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當我們說話時自以為自己在控制著語言，實際上我們被語言控制，不是‘我在說話’，而是‘話在說我’。”換句話說，用什麼話語，就有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有什麼樣的社會理念。也就是說，用文言，就是舊人，用白話，才是新人。用文言，社會永遠停滯不前，用白話，時代才會更新，社會才會進步。
要根除舊社會的遺害，要造就新時代的公民，就必須用白話文；嘴裡說著“之乎者也”的人，你別想讓他接受民主自由這些現代觀念。沒有這些現代觀念的人，絕不能說是一代新人。沒有新的人，也就不會有新的社會。
胡適對白話文運動的認識，也是逐漸加深並明確起來的。他起初提出的《文學改良芻議》，只能說是一種平和的改良的建議。倒是陳獨秀的認識，比胡適還要激進，還要徹底。是陳獨秀將這個“芻議”，一下子提升為“革命”。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刊於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第五期陳獨秀的呼應文章刊出，徑直就叫《文學革命論》。其中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又說，“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這裡，已把文學的改革和社會的改革聯繫起來了。陳獨秀是個革命的鼓動家，真正要將白話文推為一個社會的運動，還得胡適做腳踏實地的工作。
不用別人開導，胡適很快就認識到，白話文的運用，絕不是一種文字工具的改革，乃是一場社會意識與社會規範的改革。白話文，是文學革命的工具，更是改革社會的利器。任何陳腐的觀念和窳陋的習俗，都將在白話文的攻勢下潰敗與消亡。在前面引用過的《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一書中，作者說：“在後來的論爭中，胡適的新創見是，白話文必須取代文言文，而不僅僅只作為文言的補充。”在《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中，同一作者對這一點說得就更為明確了：“文學革命從其發端就是更廣闊範圍的思想改革運動的工具。”可以說，將白話文不僅是作為書寫的工具，而是作為改革社會的利器且終其一生身體力行，乃是胡適對中國文化事業，對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的貢獻。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海內外許多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代的孔夫子，“微胡適，吾其披髮左衽矣”。
為了讓更多的人認識到白話文的意義，也是為了給自己的理論找到更為堅實的史實根據，胡適在倡導白話文的同時，就開始寫他的《白話文學史》。最初是他的講義，也不是叫這個名字。據《白話文學史·自序》上說，一九二一年教育部辦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要他去講國語文學史，他在八個星期之內寫了十五篇講義，約八萬字。這部講義叫《國語文學史》，只寫到南宋的白話文。第二年他去天津南開學校講演，晚上住在旅館，忽然想到要修改這部講義，當下便取出稿本，作了刪改，歸併為三篇。仍不滿意，次日在旅館裡又擬了一個大計劃，定出新的綱目。不久辦起《努力周報》，後來又病了，沒有工夫實行這個大的計劃。直到五年後從海外回到上海，時局動盪，難以北上，就在上海住了下來。待到和徐志摩等人辦起新月書店，在朋友們的勸說下，才決定把這部文學史修改出來。說是修改，實則是重寫。“從漢初寫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頁，不滿二萬五千字；在新改本里卻占了近五百頁，約二十一萬字，增加至九倍之多”。預計全書寫完，大概有七十萬到一百萬字。實際上，只寫到唐代就停止了，約二十一萬字，叫做《白話文學史》上卷。他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也只寫了上卷，終其一生，這兩部書都沒有寫完，只有上卷沒有下卷，因此有人說他是“上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