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文法竟還沒有講義，真對不住你討“救兵”的希望。我狠想於這一二十天內發憤把前面已教的文法寫成，未教的也寫成。簡單一點，就叫《語法大綱》。
這本書後來寫成了，不叫《語法大綱》，叫《國語文法概論》，三萬多字。第二年七八兩個月在《新青年》上刊載，年底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中。這是胡適的一部重要的語法著作，重在研究的方法，對語法的規律論述不是太多。規律性的東西，大都是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此書出版前，中國已有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他的同時代人有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和劉半農的《中國文法通論》。對《馬氏文通》，他還是讚賞的，同時也指出其不足：
但是馬建忠的文法只是中國古文的文法。他舉的例，到韓愈為止；韓愈到現在，又隔開一千多年了。《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現在的國語的文法。馬建忠的大缺點在於缺乏歷史進化的觀念。他把文法的條例錯認作“一成之律，歷千古而無或少變”（《前序》）。其實從《論語》到韓愈，中國文法已經過很多的變遷了；從《論語》到現在，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變的只有那用記誦模仿的方法勉強保存的古文文法。至於民間的語言，久已自由變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現在，中國的文法——國語的文法與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馬建忠的“歷千古而無或少變”的文法了。（北大版《胡適文集》第二冊第334頁）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行者(2)
胡適認為，現在國語文法學最應該注重的，是研究的方法。原因有二，一是現在雖有一點古文的文法學，但國語的文法學還在草創時期，要想預備做國語的文法學研究，就應該從方法上著手。建立國語文法學，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方法不精密，絕不能有成效。二是一種科學的精神全在它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們學一種科學，若單學得一些書本里的知識，不能拿到怎樣求得這些知識的方法，是沒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這些書本里的知識都忘記了，也還不要緊，我們不但求得出這些知識來，還可以創造發明，添上許多新知識。文法學也是如此。中國現在還沒有一部很好的國語文法書，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文法書，若大家不研究文法學的方法，這書終究是死的。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這是很可鄙的態度。眼下我們提倡學術的人要做的，應該先把“金針”送給大家，然後讓他們看我們繡的鴛鴦，然後教他們來繡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鴛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