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說，有人以為我是“楊先生的死黨”。無論就私交，就職務說，這個頭銜，我真不配。我並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閒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師大有了職務，或者是一個“教育家”，或者是社會上負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來，即令替楊先生作了死黨，我還不失為一個人。可是楊校長已經死了，問題已經變更了，我不過為那位校長先生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完了，還有什麼話說？
這是一個科學家看到的八月一日的現場。跟學生們的描述，跟魯迅等人筆下的描述，何啻霄壤。我們是該相信這個無辜的科學家呢，還是該相信那幾十個情緒激動的學生，還是應當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場的魯迅等人呢？
“就那一天的情形看來，即令替楊先生作了死黨，我還不失為一個人。”這話是多麼沉痛。
不管後來的事態怎樣發展，不管後世的歷史學家怎樣記載，至少李四光的記述，可以作為一種參照，多少修正一下我們的偏見吧。
有了這檔子事，又讓學生那樣一描述，李四光也就難逃擁戴楊蔭榆的干係。既是楊蔭榆的死黨，也就必然是魯迅的死敵。這樣魯迅在文章中順便諷刺一下也就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了。要是不諷刺一下，那才是怪事呢。
再回到《西瀅致志摩》上來。看陳西瀅是怎樣為李四光抱不平的。當然，他舉這個例也是為了說明他的那個看法，即“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罪狀”。信中談到李四光時是這樣說的：
李仲揆先生是我們相識人中一個最純粹的學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國立京師圖書館聘他為副館長。他因為也許可以在北京弄出一個比較完美的科學圖書館來，也就答應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雖然許多教授兼二三個以至五六個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卻向校長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內不支薪。他現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課。他的副館長的月薪不過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幾個肯這樣干。然而魯迅先生卻一次再次的說他是“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