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辦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49—250頁）
他的看法提出來了，怎樣論證呢，這就看出胡適思想的清楚了。他說，這三條合起來看，就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影響，呈現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它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這樣一來，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都可用這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胡適的文風(3)
於此可知，胡適並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只是認為，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不能空談主義，一定要研究和解決中國實際的社會問題。至少他的“少談些主義”，不是專門針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那個時期，國門剛開，湧進來的各種主義，真可說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為了儘量充分地說明自己的觀點，胡適又舉了一個例子，就是當時好多人都常掛在嘴上的“過激主義”。他反問道：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表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胡適給別人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說完這些可笑的事情，胡適自己也笑了：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