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当沈哲看到这份奏折的时候，不禁哂然一笑，中华民族永远造就最伟大的父亲，因为他们永远可以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儿子，如果发展得不全面，不认这个儿子就可以了，也是够方便。
“臣子哲。”“逐英夷去国”太后看着这几个字，面色未改只是端着茶杯的手不禁颤了一下子。
事情发展到这里，她认为情况仍然可以控制，她当然不会按沈葆桢的启奏去治沈哲的罪，但她也没有必要为了沈哲的安全问题和西方交涉，英国那边爱管就管，不爱管就随他去，反正不管那份奏折是真情还是假意，他沈葆桢自己已经说了不认这个儿子了，那么朝廷这边更不用巴巴地贴上去。在这样一个西方关系相对平和的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外国的技术要学，外国的武器要买，但是和外国人仍然是好掺和的好。
不过让太后没有料到的是，紧跟着沈葆桢的奏折，又有三本急件接踵而至，先是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来为自己的学生说情，再是新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引经据典地说明他干儿子出国这件事，方法的确存在问题，但是精神是崇高的，最后是已报病回乡的毅勇侯曾国藩表明自己老师林则徐的外孙子不顾自身安危，只身赴英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朝廷应当赶快给他一个相应的头衔方便其在欧美行事。
这些奏章对应的主角不约而同地指向举人沈哲。
西太后看着并排摆在她面前的奏折眉头紧锁，自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她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脸上多出几条皱纹，虽然这一切在他的儿子去世后有所改变，但是此时此刻她的全部心思仍然在于如何保住同治的帝位和大清的基业。正处在叛逆期的同治饶有兴致地瞥了一眼自己的母亲，冷哼了一声，傻了吧。
傻了，还不至于，但是方案必须调整，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气血方刚的举人，如今却一个不差的扯出了湘楚淮三军的最高统帅，甚至和已故封疆大吏林则徐也沾亲带故，就是说很快那些翰林们为沈哲说话的奏折也会纷至沓来，沈哲一跃而成了清国最不能出意外的人之一，而此时，恭亲王奕也带来了最新消息，这个沈哲和英美德的公使都私交甚厚。
大凡政治高手都不约而同地具备一个长处，就是在最坏的环境下仍可以达到最大利益，此时的西太后正当壮年，无疑仍是一个头脑清晰的政治家。
自道光年间五口通商以来，欧美各国已是屡次要求与清方互通使臣，但清廷的态度也一直明确而坚定，你们的人过来，可以，要我们派人过去，对不起，不行。无论是道光还是他的乖儿子咸丰，都抱着“通过签签合约，给给钱然后按部就班地把日子好好过下去”这一美好而天真的幻想。因此虽然外国的公使们拖家带口地进驻北京城，但清政府方面基本上除了几个采购员就没怎么派人出去，再加上中国的官员们思想再怎么先进也是读圣贤书出来的，打心眼里瞧不起西方人，虽然承认人家技术比我们先进，但就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谈判桌上与西方人客客气气，相敬如宾的，转过身来就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更使朝廷对洋人徒增厌恶。而不得不说的是洋人方面自己也不注意树立良好形象，把中国想得和被他们殖民的印度一样好欺负，怎么说怎么是，且不论1856年莫名其妙地就打过来了，还把圆明园都给烧了，就是地方那些传教士就有够嚣张，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一向是听话的时候很听话，但叛逆起来也很有一套，这两个条件加起来，就导致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所谓的教案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