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却不同，这个他还没弄清楚底细的“荀大人”很明显是一个名声显赫，朝中影响可比他义父李鸿章的当朝大员，也必定会在这个世界的《清史稿》中留下颜色不淡的一笔，可沈哲却没有半分兴奋之感，心中反而很是有些紧张——这个“荀大人”怎么看也年逾古稀，这个年纪的人虽然没赶上康乾盛世，但在他有足够精力和体力轰轰烈烈大有一番作为的时候，大清还没有为外邦所欺辱，仍是一片太平景象，在这些人的眼中不会认为中国之所以会败给西洋，是在于儒家学术作为治国方针的弊端，以及一些他们所谓的“雕虫小技”上不如别人，而是在于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乃至于最底层老百姓都没有认真对孔孟思想做好贯彻工作，至于恭亲王、李鸿章这些人所倡导的，力主用“洋务”以实现“富国强兵”的伟大目标，对他们来说，就好比让家里的几只猫来抬轿子一样——就是一不着边际的天方夜谭，对于朝廷以洋务为国家纲领，甚至和西洋各国日渐情浓蜜意的情况更是竭力反对，其理由也看似充分——华夏之法也不是一天两天，几千年来都是好好的，不能因为这几十年的动荡就把人家给甩了。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清流”党，而以“荀大人”的年纪，无疑就是个清流，而且以其德高望重的程度，还很可能是清流党中的中坚力量，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就人品而言，这些清流党人个个都是好人，他们自幼秉承儒家经典，虽然对周围的人严格苛刻，但对自己更加苛刻，不贪污，不营私，不惧死，不攀附权贵，道德操守要比洋务派强了不只一个档次，甚至在很大一部分人身上可以毫不夸张的用上一句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话：“因私人恩怨造成的仇人怕是没有的。”
但在与其思想意识观念完全不同的沈哲的眼里，不管他们是不是好人，这些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影响都是他日后必须要面对的重大挑战，而且他们的影响越大，他面对的挑战就越严峻，沈哲虽是被西化的一代，但他蒙古人种的基因构造里到底是不会存在高加索人那种强烈的冒险精神，自然也不会把高难度的挑战当成是人生乐趣。
相反作为一个正在日渐成熟的政客，他更加习惯把一切都置于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个年纪足以当他的爷爷，却日后必然得面对的对手，他也必须要知根知底才行。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