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父子二人之间有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李冼从没有否认过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官，至少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总是会受到群众敬如父母式爱戴的好官。
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到几乎病态的程度，就是同僚找他谈公事的时候无意中涉及到了私事他也一定要把人家拽到内堂来，等私事说完了再把人家拽出去，继续谈公事，反正如果要说私人的事就绝对不能占用公家的地方。
到最后，基本上来谈工作的没人敢跟他去聊私事，连给家里人带个好这样的话也不敢说。
在公事上，他虽然排斥洋务是个彻彻底底的清流派，但却并不循规蹈矩，固步自封，而是在他自己的观念所认可的道德范围之内对当地做一些传统的改进，比如兴修水利，改造农田之类的，总之是在为老百姓干实事，也能干成，至少能让当地人吃上顿饱饭，享受一个安稳觉。
在这样一个年代，虽说工业是这个世界的主潮流，但是洋务是要钱的，而且不只是要一点钱，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主基调就是剥削，剥削自己的人民以及剥削殖民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
在欧洲，被剥削的底层人有转而成为剥削阶级的希望，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暂仍然无可避免的成为被剥削阶级，而且在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这个被剥削的身份不但要跟自己一生一世，还会累及子孙后代，在工厂里做工，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失去了土地给地主家做工的佃农，洋务所带来的实惠暂时还没能普及到他们的身上。
因此，老百姓打心眼儿里还是喜欢李冼的父亲李大人这样的好官，让他们安安乐乐地过传统的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
朝廷也不否认李大人有能力，可是他为人是在太硬，不好提拔，要想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只能平级调动，哪里最需要就调到哪里去，这才有了李冼可以顺便去观光了大半个中国。
李大人是个人才，但是很显然历朝历代，尤其是在一个王朝气数耗尽的时候，这样才德兼备的国士通常难有一个善终。
要按客观而言，虽然李大人这些年被无怨无悔地调来调去，但调去的地方都是集中在江南，的确是被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糟蹋得不成样子，但是土地肥沃，底子好，自古都是天下粮仓的鱼米之乡，好好治理，肯定是富庶的。
但是同治十年的时候情况就有了转变，眼见着江南的元气恢复的差不多了，朝廷大笔一挥，官职没变，但把李大人从地理位置上往“高”拔了拔，一下子调到了位于黄土高原的陕西。
第三十章 李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