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高层和最低层的积怨越来越深，却又无法相互沟通，说到底，是中间那层太不仗义。
不过，这的确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国封建社会有很多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国家制度而不是个人的品德、操守甚至是能力，中国这条船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漂流了两千年，当初的零部件就算是质量再好，如今也已经是老化腐朽，不换，就只能等着他在暗礁上撞得粉碎。
但是，对于已经渐渐开始以自己的意志推动历史前进方向的沈哲所精心制定的整个计划而言，19世纪末的清朝内部所呈现出的极度腐朽的政治面貌所给他带来的并不一定全部都是阻碍，至少有一点他可以加以利用，就是清帝国朝廷内部包括西太后在内的掌权之人全部都是政治动物，办洋务也好，继续守旧也好，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或是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倾向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个人理想。
因此，无论是在传统观念看来多么荒诞不经的意见，只要能够产生这些掌权者认为回报大于其付出的政治价值，他们都会欣然接受。
而对于现在的大清来说，一切问题的根源只在于两个字——“缺钱”。而且是因为“缺钱”使大清王朝的统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名相管仲曾经说过“仓廪足而知礼仪。”
这套理论在道学先生们看来可能是悖论，因为他们想来是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
但是政治动物如果是君子的话他就不可能成功的成长为一个“政治动物”了，绝大部分的可能是沦为“同类”交火中的炮灰。
政治动物通常没什么信仰，而是嗜权如命的生物，而获得更大的权力也是为了可以更好的生存，在这些人的眼里，活下去比什么都要重要。
在这样一个大清王朝的生存和延续都成为一个岌岌可危的问题的时候，高层的统治者们才懒得管他遵循的道统是该姓“孔”还是姓李，活命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