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衣着也很得体，虽然是一位年轻的现代派画家，但此刻的打扮却不像他的很多同类那样令人晕眩，只穿着件熨烫得十分平整的浅蓝色水洗布衬衫，一条颜色稍深但布料相同的裤子。当火车到站，他从车厢跳下月台的一瞬间，你会看见他一尘不染的软帮休闲鞋，同样一尘不染的雪白袜子，以及头上松软飘逸的乌黑长发。
出站时，他在地下通道里碰巧和一群正在转移工地的四川民工走在了一起，南方人的矮小使他鹤立鸡群。因为受不了那些伙计身上一股子一股子的怪味儿，更怕那一卷卷令人生疑，说不定就有什么寄生物的铺盖挨蹭上自己，他厌恶地躲避着他们，并像不断提速的火车一样一次次加快脚步，迈着两只长腿朝出站口奔去。
据说，大凡那些潜心创作的艺术家，诸如画家、作家、剧作家、作曲家等等，总是无时无刻不沉浸于自己的艺术构想，常常便会心不在焉，即便他就坐在你的面前听你说话，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在听，心思早就不知道飞到了哪儿。而一旦出门，免不了要丢三落四，不是忘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正是如此，当他来到车站广场时，才发现自己没有带手机。再一次摸了摸身上的口袋，他皱了皱眉头，无奈地朝一个公共电话亭走去。
如果我讲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并且那个制片商舍得花钱，让摄影师包一架飞机或者一艘飞艇（一只热气球也可以）进行航拍，这时候画面便会跳切到北京郊外的一座别墅小区的全景。你便会看到小区里的一座座漂亮别墅的红色屋顶。与此同时，银幕的下方会出现一行字幕：
2003年，5月16日。
伴随着一阵阵号称由“40和弦”组成的“诺基亚”或者“摩托罗拉”的时尚手机铃声的画外音，镜头会从高高的天空之上推向其中一座紧靠小区栅栏的三层别墅；临近极限时，趁一个你不易察觉的当口（如果你本人就是电影制片厂的专业人士或者电影学院的老师当然会察觉），摄影师已经下了那架飞机或者飞艇（或者热气球）把摄影机搬上了一只升降机，让镜头从别墅二层的一扇窗户伸进去；跟着给你一个长长的“斯坦尼康”（很难解释的专业术语，你只需理解为极其平稳的移动摄影即可），贴着走廊的大理石地面一直推入一间敞开门的卧室。
然后，镜头会掠过被人仓促地扔在实木地板上的下列东西，按顺序分别为──一双男人的鞋、一双女人的鞋、一件男式短衫、一条粉红或着浅绿的连衣裙以及全套的丝质女士内衣———最终停在一条黑色的男式裤子上。
之所以这个长镜头落在这里，是因为一只手机在这条裤子的裤兜里持续地响着；而在被虚化了的背景中，你会影影绰绰地看到一张床，以及那上面模模糊糊，但仍然可以看出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两个人影儿。
在北京站的站前公共电话亭，刚刚下了火车的年轻画家正一遍遍地拨着同一个号码。终于，他听见有人接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