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现在吗？”
“先不要，”对方回答，“等我电话吧。”
当皇冠车吱吱地响起马达，冒着一股蓝烟驶离之后，那两个一直让赵湘担心的人跟着就出现在胡同口。走到院子的门口时，他们停下了脚步。摘下鼻子上的墨镜，那个大块头朝山墙上的楼牌号望去，看到身旁的伙计核对了手中一张不大的纸条，二人什么也没说，便朝胡同另一头走去。
此刻，刚刚回家的赵湘正一个人在楼上发呆。
虽说过去也曾像自己的兄弟赵鄂一样，洁癖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可这会儿他根本顾不上那些，鞋都懒得脱就上了床。差不多将近一个半钟头，这位赵老兄一动没动，一直抱着后脑勺，半躺半坐地靠在床头，苦苦地考虑着下一步。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赵湘忽然想起他赶回家的目的，想起他兄弟赵鄂即将到来，于是翻身下地，去厨房找来一块抹布，擦拭起空荡荡的屋子。在一只打开着的纸箱里，他忽然看见一件让他感慨的东西。
那是一只烟盒大小的银质像框，里边镶嵌着两兄弟儿时的照片，在某照相馆的一块风景画儿布景前，两个脖子上系着红领巾、面孔一模一样的孩子正对着镜头微笑。赵湘蹲在地上望了照片很久，直到两腿发麻才站了起来。
他想把照片放在哪儿，可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卧室里除了一张床，再无第二件家具。他只得从门厅搬来一只方凳搁在床前，把像框摆在了上面，而后再一次对着还戴着红领巾的自己，和无论是眉眼还是衣着都与自己完全相同的孪生兄弟凝视。
为什么我一再向你提起赵氏兄弟惊人的相似之处呢？因为除了先天的因素，连某些绝对属于“后天”的东西，哥儿俩也完全相同──虽说事先根本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沟通，可他俩却在同一时间里不约而同地要奔赴遥远的同一国度。我不知道你对此怎么想，反正当我从三级警督陈耳东那儿得知这一点时，还是感到不小的惊奇。
5月16日的那天上午，当那位青年画家赵鄂在北京站广场上不合时宜地给自己的孪生兄弟赵湘打了电话后，便离开了电话亭朝出租车排队处走去。
大约排了10分钟的队，他上了出租车。
“去哪儿？”出租车司机问。
“美国大使馆。”他回答。
由于身份的迥异，尤其是赵鄂贵为“著名青年画家”，已经得到了西班牙人的青睐，属于国际知名人士，更何况他已经接到美国某州某美术学院的邀请函，所以在大使馆的签证处，他受到了和赵湘截然不同的待遇，进去没一会儿，便在窗口取回了自己的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