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月饼，韦建把这事儿托付给我。不过他一再声明：“咱们得把话说清楚──我可不是为这个到你这儿来的啊！只不过因为中秋，话赶话的说到这儿，我才想起这码事儿……”
看见钟莘，惊诧之余，我感到大功告成。我们谈了大约十分钟。我本来想多聊两句，可小区里的路灯忽然一下子全灭了，我只好在黑暗中跟她道别。在我的注视下，钟莘默默地上了车，缓缓地离开了小区。
在我们短短的谈话中，我和钟莘并没有说什么。不不，其实我说了不少，只是她没说什么，除了“噢”、“嗯”、或者“是”、“不”这样一些一个字的回答，没两句称得上“话”的话。
虽然我说了很多，但还是注意了分寸，没有上来就问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你为什么放着好好儿的外科医生不当却要辞职？你如今在干什么？你又有男朋友了吗？是不是已经结婚啦？有小孩儿了没有？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这么晚了你一个人拉着两只大箱子要去哪儿呀？我没有说这些，只是问了她是何时搬来的，住在几楼几层几号，身体好吗一切顺利吗之类。
唉！人呀，常常会自以为是，总觉着自己聪明，我便是个典型。在我看来，有些事其实是不必问的，一见面就可以猜出来。比如那晚，把那两只箱子塞进“爱丽舍”的同时，我就断定钟莘是一个人，既没有后夫也没有什么新男朋友。没有，起码那一刻没有。否则，她不可能自己费着劲儿地搬着那两只沉重的大箱子，一个人在暗夜中孤寂地离开。
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持续多久，回到家后我就推翻了自己：怎么不可能？也许她的男人不在身边。也许她那位不是北京人──天津人保定人或者石家庄人；三十多岁的某大学教授，四十多岁的某公司总经理，五十多岁的某医院院长；谁又能说不可能？这可保不齐。
再说了，半夜怎么啦？因为所以的，她只能这会儿半夜三更地开着车去寻他。可这是后来，当时我可不这么觉着，当时我认定钟莘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为此那一刻我的确有些不好受，当她的“爱丽舍”闪了一下尾灯消失在小区幼儿园的栅栏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慨。
有一点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并没有对钟莘提起韦建，尽管一直想着两天前──也就是八月十六的夜晚他在我阳台上的倾诉，可我还是把他给咽了下去。我拿不准，总觉着不合时宜，还是等韦建回来，让这小子自己找钟莘去吧。令我意外的是，钟莘竟主动提起他来，拉开车门后她没有马上上车，沉默了片刻，她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