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你家里没有电话。”我坐在床边，对着话筒说。
“是没有，”那个孩子说，“但我们的邻居有。我家人想请你过来吃晚饭，我妈妈烧得一手好菜。”
我接受了邀请，开着门兹的朋友、机场经理盖特纳借给我的汽车向罗伯特家驶去。那是一辆一九三二年产的福特，车体两边印着“巴法玛机场”的字样。当我在山上的房子前停下车时，四英里以外的机库仍历历可见。
晚餐很丰盛，我同罗伯特一家人坐在狭窄的餐厅里，房子里没有多少家具。罗伯特的妈妈安妮为我们做了肉条、土豆泥和奶油玉米，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三十岁左右的年纪;罗伯特的爸爸，鲍伯，是一个沉稳安静的男人，比他的妻子略大一些，在一家罐头厂上夜班;罗伯特的姐姐是一个可爱的金发女孩，人约十七岁，他的弟弟十二岁，他俩都很健谈，一点儿也没有在陌生人面前的拘束。
我被介绍为保罗·门兹与艾米莉·埃尔哈特的朋友，是一名对罗伯特所讲述的短波传递情况感兴趣的侦探。他们知道我不是来自警察局，而我也暗示自己正在为门兹工作，罗伯特的父母曾在机场上见到过门兹一两次。
谈话围绕着芝加哥是什么样子展开了，那位父亲——他在整个晚餐期间一句话也没说——终于问：“你认为这件事有什么蹊跷吗?罗伯特一直在无线电里听到的是什么?”
“这正是我要找出的答案。”
“报纸上说有很多骗人的把戏。”
“我知道。”
“任何一个能接收到短波的傻瓜，都会以为听到了英国国王的声音。”
“我相信。”
“如果你问我，我要说这世上有许多头脑不正常的家伙。”
“毫无疑问。”我说。
“罗伯特一直很有想象力。”他妈妈说，她有着可爱的眼睛与迷人的笑容，罗伯特与他姐姐的金发碧眼就遗传自她，虽然安妮由于繁重的家务劳动已显示出憔悴。像一位典型的劳动阶层的母亲了。
“你的意思是说鲍比一直是个傻瓜?”他姐姐说。
那个小弟弟大笑起来，声音很响。
“闭嘴。”那位父亲说，他俩同时安静下来。
罗伯特的母亲微笑着，有些神经质，“兄弟与姐妹，”她说，“你知道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晚餐以后，父亲手里拿着饭盒去上班了，麦尔斯夫人谢绝了我自告奋勇提出的帮忙，测盘子去了;她的女儿收拾桌子;而小弟弟则跟在我们身后，在起居室里出出进进。罗伯特与我坐在壁炉对面的沙发上，那台摆在落地支架上的菲力克就在我们旁边，还没有打开。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罗伯特给我看了他绘制的航空图、地图与备忘录，还有他记录下来的听到的东西。他把那些东西摆在我面前的咖啡桌上，一边大声朗读着，一边向我解释他的看法，我只能明白一点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