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中拎着旅行包，走在穿白制服的警察局长身边——那家伙就像蹲在西蓝道夫街东方花园饭店门前的那群石狗一样沉默——每个人都向我投来谨慎而又迷惑的目光。
“他们在这里不常见到外国人吗?”我问。
“是的。”在我们走路时，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正前方，即使同我说话，他也不向我看一眼。
“但你说你们有牧师。”
“两名，查莫罗教区的，西班牙牧师，肤色比你黑。”
天色尚早，一群群追逐嬉戏的孩子们背着书包，向学校的方向走去;偶尔有落单儿的渔夫匆匆走向码头;推着手推车的小贩穿梭在自行车与行人中间，用他们的方言叫卖着，听起来仿佛正在受刑;而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与警察不时地按着车铃，让行人为他们让开道。
当然，没有人敢冲着警察局长按车铃，他尽管身材矮小，却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事实上，每个人都为我们让开道。在我们身后，是行人们胆怯而惊奇的目光，不明白警察局长为何同一个外国化走在一起。
“你有一座不错的小镇。”我说。
“我们有工厂，医院，邮局，报社，无线电台，照明设备。”
“这是个现代化的城市。”
而在另一面，他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把这座城市建设好：小巷的地面崎岖而肮脏，没有铺上沥青;商店看起来都一样又脏又破;私人住房摇摇欲坠;户外厕所让人一目了然，即使它们还没有安装我们那种传统的半月型窗户。
我们一直走过了四个街区，这时街道前面出现了小镇的广场，广场旁边有一座雄伟庄严的政府大楼模样的白色两层木结构楼房，楼前有柱子，有双层门。那里仿佛是卖冰淇淋的小贩开会的地方：进进出出的每个人都穿着自西装或白短裤，戴着白色的巴拿马草帽或白色钢盔、白色军帽，穿着白鞋。
“司法部，”苏朱克局长说，语气里有不动声色的骄傲，“我的办公室就在那儿。”
但我们没有进楼，局长在一辆泊在楼前的黑色轿车前停下了脚步，冲着一个穿白短裤的、正向法院大楼走去的警察吼了两声。那个警察向我们鞠了一个躬，立刻跑进楼内。很快，另一个年轻些的警察跑了出来，他也穿着白短裤，戴着白帽子，腰间扎一条黑皮带，他向局长敬了个礼。局长对他说了些什么，那个年轻警察说：“哈依。”然后为我拉开轿车的后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