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是法律问题，与政治判然两途。好事之徒，不候法律解决，妄生谣喙，直欲使法律混入政治，以遂其破坏之计。又直欲藉一二人暧昧之私，倾覆政府，摇动国本。[108]
袁氏还借万国改良会会长丁义华即将赴上海参加禁烟讨论会之机，与之会面，向南方国民党传话：
至于宋案，在余毫不知晓，惟未经法庭，是非未判之前，亦不能任意出入人罪。洪述祖国家毫不袒护，现在与德使交涉。总之共和国本由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组织而成，此事真伪应由立法机关切实调查，司法官厅秉公审断，极盼望早日水落石出，以释群疑，庶免幸灾乐祸之徒乘机煽惑，以致国民涂炭，民国动摇耳。[109]
而对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及广东都督胡汉民在宋案及大借款问题上批评政府，袁氏发表通电，严厉斥责，谓为雌黄信口，荧惑人心，又谓宋教仁被刺案现方开审，检查证据，自有专司，非经法庭，无从判决，如不候国会之制裁，与法官之判决，好为逆亿，预蓄成心，侵轶鼎立之三权，淆惑一时之耳目，似此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人心一失，大命随之，该都督等亦难辞其责任。[110]袁世凯一方之《大自由报》甚至攻击国民党以最卑鄙之手段，最恶劣之心地，藉死人为傀儡，混政治于法律，置正义道德于不顾。[111]
袁世凯的第二个策略，是对于涉案的洪述祖、应夔丞、赵秉钧采取不同的策略，千方百计予以庇护，尽可能为自己筑起一道防火墙，以免宋案冲击到自己竞选正式大总统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