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3月14日应夔丞寒电，政府方面反驳道：应未奉政府命令，擅剿捕人，应之糊涂凶横已可诛也。又谓‘转呈候示，是以己竟〔意〕先杀人而后请示，遗祸政府，遂指政府主使，宁有是理？[257]应夔丞之所以在尚未收到洪述祖对购买公债一事的确切答复时，便已发紧急命令，很可能与他获知宋教仁即将北上有关。在公共公廨第六次预审中，应夔丞律师爱理斯与应之间曾有如下对话：
爱问：汝知宋被刺前数日所作何事？
应答：宋将赴北京。
爱问：宋赴京登载何报？
应答：《民立》《民强》。
爱问：报载约在何时？
应答：约在三月十三日后。[258]
很显然，宋教仁一旦北上，离开了应夔丞的势力范围，想要刺杀就比较困难了，因此他在获知宋教仁即将北上消息后，立刻于3月14日发出紧急命令，设法剿捕。
应夔丞3月14日寒电还有一值得特别注意之点，即应夔丞系以应密发出该电。自从2月4日洪述祖致函应夔丞提出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以来，应夔丞一直遵守这个约定，但3月14日寒电却忽然改用应密发出。这很可能是因为，在应夔丞看来，杀宋既为中央的意思，如用川密发电，则纯属应、洪私电（应手中川密本得自洪而非中央），洪将不便转呈，故以应密发出，并乞转呈候示。当然，不能排除应夔丞此举还有一旦事情败露，自己可以卸责于政府的意图。有趣的是，洪述祖也想到了这一层，后来果真以应夔丞所发系应密电为由，试图将责任推到赵秉钧头上，在1917年上海公共公廨预审时辩称：至于梁山巨魁四处骚扰，及紧急命令已发等电，均系‘应密，并非‘川密，故接到后即转送与赵，不知内中所云何事，直至在青岛涉讼，始悉‘匪魁已灭之电当时虽然看见，因应身任巡查使之职，疑系捕获盗匪，故亦不以为意。[259]又称：当时我接到此电，因系‘应密，我处无电本，故即转送于赵，其中语句并未得知，现在观之，显系暗指宋姓。[260]然而，由于2月22日之后，洪述祖手中事实上掌握着应密电本，[261]洪的上述辩解毫无说服力，不过狡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