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后来，他们还是不得不干几晚上歇息一两个晚上再行动，因为没有人可能承受那样没有间断、没有歇息的高强度劳动，还有那种心理上无法松懈一刻钟的紧张。他们把二姑那地方的树偷得差不多了，按爹的说法就是“不能再偷了，再偷就要出事了”，但按爹的计算，我们修房所需要的木材仍然不够，他们又偷了大姑那地方的树。
爹这次偷树行动前后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具体我不可能还记得，但想来两三个月是有的。也许是因为年幼，再加上比一般人敏感，这段时间我心理上和精神上所承受的是超乎想象的。当然，一家人也都如此，也不可能不如此。
本来，对这次偷树行动，爹就是把“安全问题”放在无比突击的位置上的，用他的说法就是“安全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他认为偷树的“安全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这是在做贼，是高度秘密的，还是在黑灯瞎火里和高山密林里干，很难保证不被倒下的树砸了，踩虚掉下悬崖了，一不小心摔出个什么名堂了等等；二是，防偷集体的东西，包括偷集体的树是各地民兵的主要任务，这些民兵都有枪，也有随便开枪的权力，他们见到偷集体东西的人往往也会开枪，即使没有挨枪子儿，让这些民兵给抓住了，那也不会有啥好结果。
那年月，抓住了偷集体的粮食、牲口、树木啥的人，各地都有对他们滥用私刑的权力，如吊起来打，游街示众等等，如果这些人在这些折磨中没有乘住死了，也就死了，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年纪虽小，这类事情已经听说了不知多少了，也不只一次亲眼见过仅仅偷了集体一点稻草啥的就挨□□站端端扯耳朵的事情。这也就是爹选择偷树的地方要有亲戚，这个亲戚在当地一定要有权势的主要原因。他还让二姑给她大队那个民兵连长送了厚礼。就是这样，他也不觉得安全，总是在说要注意，注意二姑那地方的民兵，把树运回家来沿途的民兵。
所有这些，在我一个小孩子的想象中都被夸大了。当然，也许我并没有夸大，实际情况就是爹偷树的行动就有那么危险。每次他们出发去偷树去了，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不到他们回来就放不下来。越到后来我们越害怕，我们三个小的和妈不得不相依一起守候在灯下，等爹回来。我们几个人把那扇门紧紧的盯着，我在那样生动地想象爹被树砸伤了，爹踩虚了掉下悬崖了，要不，就是爹挨了那些民兵的枪子儿了，这扇门就要被撞开了，破门而入几个人搀扶着或抬着头破血流或肢残腿断的爹。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不进行这个想象，并且一次比一次想象得更清晰、生动、真实。我如此需要不进行这个想象，不想象得那么清晰和生动，但我完全做不到。我身上不时掠过一阵寒颤，就因为我这个想象太清晰和生动，我完全无法不把它当成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