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总负责老师”们看似随意散漫的评说实则操纵着所有人的看法和眼光的话语的毒雨中，生活在除了攻击就是可怜和同情之中，感觉就像天天都在刀山火海里，而且时刻等待着更进一步的，也必然的灾难的到来。
这天，我们又被召回中心校考试。一到中心校，我就看见几个和我同年级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比我来得早点，就和当初我们沟里的孩子们和一些小青年把我的作文撕成碎片向空中抛撒完全一样，他们在向空中抛撒一份试卷，试卷已经弄破了和弄得不成样子。我一眼就看到那是我的试卷。等考试结束后，我离开中心校，在中心校的操场，又看到了这份被撕碎的试卷的碎片，还从这些在这碎片前经过，看到它们的确是我上次考试的那份试卷。绝对没有什么可以形容我这时候那种心情。我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像这份试卷一样被撕碎了。尽管我几乎是从懂事那天起就觉得人生是破碎的，但这次感觉到的这种破碎那是不一样的破碎。在这种破碎感中，我没法不面对自己的承受已经到了最后瓦解的边缘。
从那次他们把我定性为“反社会主义”之后，爹显然就再也没有为我去找过他们了，就像他们也没有为我找过他了一样，去找他们也只是公事公办地去拿我们班上的考生的分数或试卷（他们远不是每次考试的试卷都不发下来，或者说，并不是每次考试的试卷他们都要存档）。但是，爹却没有给我们说过一次考试的分数或发给我们一份试卷，只是好几次那样前所未有地毒打了我，并在毒打中对我怕人听见似的低声咬牙切齿地说：“你□□晓得不？从那次说你是个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后，他们就没有给过我你考试的试卷，最多只给你抄过分数！你这辈子已经彻底完蛋了！”爹拿回了其他考生的试卷，但没有我的试卷。很显然，爹甚至于问都不敢问我的试卷是怎么处置的。当然，他也在那么些学生如当初我们沟里的孩子们、小青年人向空中抛洒我的作文一样抛洒我的试卷中看到了我的试卷是如何被处置的。没有拿回我的，他就不向我们班上其他同学宣布分数，也不发给他们试卷，就好像这些考试考就考了，考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自然是没有人敢问，没有人会站出来问，这已经是“普遍必然规律”绝对支配下、绝对不可能违背“普遍必然规律”的一种现象了。这是爹第一次这么做，也就是说，第一次如此隐瞒我的情况，就是对我，也只是在毒打中那么说过一次。
毫无疑问，爹和我一样感觉到他们这是对我最后的扫荡，毫无疑问也意识到了无论如何也不能真让我毁了，不管怎样我也得读书考大学。他专门去找了中心校的校长。他也只有这样了。校长姓任，和我们家还可以攀上点远房亲戚关系，小学时和爹还同过几天学，多少算得上发小。这个校长是个正直的人，是个好校长，好领导，在群众中的口碑非常好。我听见爹自己私下说，在中心校，也就任校长才多少把他们这些民办教师当人看。他也因此对任校长感激涕零。
我最后看到的希望也是任校长。真的是只有这个路子可以帮帮我了。爹为了去找任校长，还专门买了两瓶酒，给任校长送了礼。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任校长对我的情况很清楚，而且一直在关注着我的情况。但是，任校长认为我是一个他还从未遇见过的特例，不能用常规的和一般的办法对待。我的性质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学生身上存在着稳定的“反社会”，甚至于“反社会主义”的特性，这是我们学校和老师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无论如何也要纠正和改造过来的。所以，如果我是其他情况，这个忙他是一定要帮，把我转到哪所学校去读书或让我暂时退学当农民劳动锻炼一段时间都可以，就是他亲自去那些学校打招呼、亲自把我送到那些学校都可以，可我是这种情况，他就绝对不能这样做了，再大的人情也不能这样做了。对于我这种情况，他身为一个校之长，有全部的责任和义务把我就留在他的学校，就在他的学校改造过来之后才让我走向别的学校或社会。只有这样，才是既对我负责，也对社会负责。任校长还说，因为我的情况太特殊了，这已经是学校在会上决定下来的了。任校长还说，我小学毕业上初中也得在他的学校上，在哪个班上上，哪位老师任我的班主任，都已经是在会上定下来的了。总之，一定得将我在他们手里改造过来后才会允许我到社会上去或去别的学校，包括升到高一级的学校。
爹对任校长也说到了老师们这段时间用那种态度对待我的考试的情况，他都有两三次在中心校的操场上发现我被撕成了碎片的试卷（他和妈深夜的这些谈论我都听见了）。任校长说他知道这个情况，这也是一种逼迫我改过自新、洗心革面的手段。只要目的是正确的，采取什么手段那都不重要。他们是一定要将我改造过来的，如果这种办法不行，他们还有其他办法。作为国家教育部门和人民教师，他们不会也不应该放弃他们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