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辙接到这首诗悲恸万分，但同时敏锐地意识到这首诗是个很有利的证据。他坚持要求狱卒把它拿回去。按照规定，犯人所写的片纸只字都要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首诗很有可能流传到皇帝手中。果不其然，皇帝读到了这首诗，也正如苏辙预料的那样被打动了，据说最后皇帝能顶住来自御史台的巨大压力，从轻发落苏轼，与这首诗不无关系。
御史台的官员本以为能够将苏轼置之死地，甚至希望能将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一网打尽。他们找来苏轼反对新法的诗篇，宣称苏轼反对新法就是无视皇帝的尊严，就是侮辱政府，不诛杀苏轼不足以平民愤。舒禀在奏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苏轼本认为自己没有罪过，他先辩解说他自为官始，只有两次污点：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另一次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这些都与他个人道德无关。但苏轼很快认识到申明无罪已经很困难了。御史们讨论的不是具体的刑事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苏轼写过一篇文章，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也是习见的议论与感叹，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但御史们却从中发现了苏轼的异端思想，认为这些观点就是他大逆不道的表现：“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这样大的帽子压下来，苏轼吓得不敢喘气。他唯有服罪以求宽容。
十五、苏轼(8)
最后判定的结果是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司马光等人或贬谪，或交纳罚金。“乌台诗案”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呢？很多文人庆幸说当时的皇帝不够昏庸，还有爱才之心、怜才之意，在一片喊杀声中护住了苏轼。叶梦得《石林诗话》就记载：
元丰间东坡系大理狱，有《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时相进呈，以为有不臣之意。神宗问何以知之，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神宗幸无经生之愚，使东坡免蒙不白之冤。
另一种说法则是仁宗的皇后对苏轼很有好感。此时，她身染重病，临终之前对神宗皇帝说，当年苏轼兄弟二人高中进士，先帝异常兴奋，说他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被羁押受审，显然是小人嫉妒陷害。这样的遗言，神宗皇帝自然得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