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还没理出个头绪来，门口忽然传来人声的喧哗，一个年轻研究员迅速闪进来，把门关上，对高辛道：“高老师，电视台的人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高辛问。
“不知道谁告诉他们的，说是来采访关于石头人事。”
“别理他们。”高辛说。
那研究员出去了没多久又回来了：“他们要求采访王建的妈妈。”
“采访我？”蔡淑芬有些惊愕。
研究员点了点头。
“你让他们等一下。”蔡淑芬说着，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搽了点粉，抹了点唇膏，又理了理头发，仔细地掩盖住脸上哭泣的痕迹，最后在高辛面前站直了问：“我这样子还可以吗？”
“可以。”高辛看也没看地道。
蔡淑芬出去的时候，霍晨光也跟了出去。他觉得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便打算给杜仲打个电话，看他发现了什么没有。刚掏出手机，眼睛就被蔡淑芬吸引住了。和在实验室里焦心忧虑的样子完全不同，面对镜头的蔡淑芬显得十分大方得体，适当地表示着作母亲的悲痛，没有丝毫失态，侃侃而谈，将王建出事前后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最后还说了两句信任专家、感谢社会之类的话，当然她没提亡灵花——这在她看来或许完全是无稽之谈。霍晨光感到惊讶的是，自己的儿子遭遇了这样悲惨的事情，她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不知道该说她有风度呢，还是该说她冷血。很多年以后，当霍晨光长大成人，回忆起这一幕，他才恍然大悟：蔡淑芬既不是有风度，也不是冷血，只是对于在镜头前露脸的渴望压倒了一切，连悲伤也无法抵挡这种欲望——很多年以后，他也逐渐明白，不少人不惜遗臭万年也要让大众知道自己的名字，其心态和蔡淑芬当时完全是一样的。这并不是蔡淑芬的错，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社会病，蔡淑芬是社会的一分子，当然没法免俗。
但那些都是多年以后他才明白的事情，在当时，他怀有几分轻蔑地转过身去，给杜仲打了个电话，杜仲说的话立即吸引了他，正好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也完了，霍晨光跑过去要求搭便车，记者一听说是这么回事，打电话回台里一问，马上就把霍晨光带了过来。他一过来就被编导拉过去问话，问完之后同样发给一份台词，剩余的时间，他便和大家一样在猛背着台词，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