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你在学校里。”杰里米说，完全用那种断续的节奏，似乎他把每一个词都小心地摆放在传送带上。
“我回来看你。”我说。
“哦，好的。”杰里米转过身继续看电影。
“妈妈给我打了电话，”我说，“她要开会，暂时不能回家。”
对杰里米说谎很容易，他那轻信的性格没办法理解欺骗。我不是存心骗他，那是我对他解释事情的方式，免去真相带来的复杂情况或者微妙细节。我母亲第一次被送进戒瘾所时，我撒谎说她在开会。过后，每次妈妈跑去某个印第安赌场或者在某个家伙的家里过夜时，我就告诉杰里米妈妈在开会。杰里米从没问起过这些会议，从没纳闷为什么有些会议持续几个小时，另一些则要好几天，从没为这些会议出现得如此突然感到诧异。
“这次是长会，”我说，“你得去跟我待几天。”
杰里米不再看电视，眼神在地板上游离，眉毛上方出现一道细细的皱纹。我能看出他在努力跟我进行眼神接触，这对他来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我能待在这里等妈妈。”他说。
“你不能待在这里，我明天要上课。我要带你去我的公寓。”
这不是他期待中的回答。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不再试图直视我，这表明他的焦虑在加剧。“也许你能待在这里，明天早上去上课。”
“我要去大学上课，大学离这里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没法待在这里，老弟。”我语气仍然平静却十分坚定。
“也许我可以独自待在这里。”
“你不能待在这里，杰里米。妈妈让我来接你。你可以待在我在大学的公寓里。”
杰里米开始在右手的指节上摩擦左手的大拇指。当周遭的世界令他感到困惑时，他就如此。“也许我能在这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