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风景不错，真是麻烦您了。”
全班哄笑。
老师的眼神杀过来，看架势恨不得当场给我一巴掌。但我知道她至少这次下不去手——她今天忘了带手板，亲手打人又有反作用力。这种人精明得很，才不会做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事情。
我与小莉老师之间结怨已久，尽管秉着爱护妇女的原则从来打不还手，出于绅士风度亦不会同她过分计较什么，但言语间肯定会顶几句嘴。
此事说来话长。
上学期临近期末，学校要求每人上交27元练习册印刷费。周一最后一节班会课上，小莉老师像往常一样开始清点未交费人数。
“交印刷费这事儿我说了这么多天，总有几个同学不交，忘带，竟然拖到现在！别等我点名，你们自己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她掂量着手里的长条木板，嘴角习惯性的弯起一抹冷笑。
有几个同学战战兢兢的站起来，两条腿抖得像筛糠一样。小莉老师拎着木板过去，给每人手心狠抽了一板子。
“长记性了？”
“长了……”
“还忘带吗？”
“不……呜呜……”
有个被打的小女孩开始抽噎。班里鸦雀无声，大家都低着头。
这种体罚式教育的行为在现在已经不允许了。但那个年代，尤其是贫穷的小城市里，体罚在中小学十分普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动辄打骂是常有的事。小莉老师年纪轻轻又长得漂亮，心疼自己的纤纤玉手，便从破椅子上拆下一条木板作为道具。
“还有一个，没站起来的，谁啊？别等我点名。”她握紧了木板，扫视全班。
过了一会，没人回应。
她走到讲台上，表情严肃的拿起一个小本子点名，让没被点到名的同学站起来。
结果就我一人没被点到名，不明就里的站起来了。
“薛沐白，刚才为什么不主动站起来？”
“我交过了。”我很是不解。
“交过，你做梦交的？”
“我记得，真的交过。”
“撒谎！”她气急败坏的把我从座位上拽到讲台前，小本子往我脸上一甩，“看看这个账本，上面清楚的记了所有缴费同学的名字，怎么就偏偏没有你的？”
我心下恼怒，看都没看就说：“我怎么知道，难道您不应该想想为什么没记我的名字吗？”
猝不及防地，一板子带着呼啸的风声砸到我手臂上，隔着校服依然火辣辣的疼。
那一刻的悲哀使我莫名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虽然与眼前场景不大相符，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愤慨。
“犯了错不承认是吧？”她用长木板的一端抵着我的肩膀，给我一直推到教室门口，“我记名单从来都是收一个记一个，记得清清楚楚。怎么这一次出纰漏，偏偏落到你薛沐白头上了？”
我干笑了一声，表示无法理解她的脑回路：“这跟薛沐白有什么关系！当然是谁倒霉就落到谁头上了。”
底下有人窃笑，又被老师一眼瞪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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