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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死后一周的那天，刚过早晨七点钟，我就开始伏案工作，亟待处理的文件又堆成小山了。时不时被风吹打到窗子上的雨水，电车靠站时从车站中涌出的打伞人群，此刻都与我毫不相干。乘车高峰到来之前，我就已经坐在办公桌旁了，由于要继续处理坂本的客户的工作，这一天，我的一切外出计划已经全部取消。
我把当天必须处理的文件全部一一列清，放人古河的审批箱中，然后走向坂本的办公桌。他的遗物还未整理，整理他的东西也是我计划这天要做的事情之一。
我把坂本桌上的IBM笔记本电脑打开，启动开关。这台电脑是坂本自费购买的非公用品，他的所有日程安排计划几乎全部由电脑来管理，进入软件系统看看，就应该能够了解坂本死前做了哪些事情。
电脑一开机，就像被开始设定一样自动启动了日程安排软件。软件分为月程安排和日程安排两种，以日为单位的日程安排中详细记录了每日的工作安排。
坂本在一天工作结束时，一定会把次日的工作、时间、客户企业名称，商谈对象、场所以及预约会面时间等统统清清楚楚地输入电脑。这些东西，就像在体现坂本这个人一丝不苟的性格一样，被一一记载在案。另外，坂本留下如此详细的记录，除了他的个人性格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职务上的原因，一旦发生纠纷，需要评判是非时，可以从记录中查找必要的线索。
经营陷入困境的企业起诉银行的例子并不鲜见。对于起诉贷方责任及担保无效的企业，留下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进行过什么内容的会谈，虽然不是正式的证据，但是作为备忘录式的记录，在提供有利的证据时也能起到作用。坂本的记录周到而又详细，远远超过了能够提供有利证据所要求的水准。
他的日程安排表中的面谈记录，一一编排了备忘录的号码。请看以下的例子：
10：00 涩泽地质公司·大木律师(来支行)/9001294——96121601
后面两组数字记录的是备忘录号码，9001294表示的是客户企业的识别号码，在银行内部被称为客户信息编号，后一组数字是公历日期的年月日及一个编号：最后面的“01”好像是为面谈编写的分类号，记录中大部分是01，但偶尔也能见到02和03，这就意味着一次面谈可以被做成了两个以上备忘录。
问题是备忘录的内容在什么地方。我对这台电脑并不熟悉，因此颇费力气地与其系统周旋，查找文件的目录和文件名。
我经历了反复几次的失败操作，折腾了半个小时之后，方在硬盘区内发现了存放文件的专用文件夹。这里的文件全部用编号管理，而且编号与日程安排软件中面谈记录的编号完全一致
备忘录的内容是与那些进入破产、清算阶段的公司的交涉记录。不动产担保的处置，公司成员债权的冻结，与律师的交涉记录——活生生的采访实录。它细致地记录下对方的态度、言外之意及其目的，以及自己的发言内容等等，最后部分是坂本的注解。毋庸多言，坂本这样做，不仅仅是其稳健的性格使然。为了收回贷款，把借贷人居住的房产拍卖也是常事，有时还要不顾借贷人的意愿采用强制收缴等法律手段。
坂本作为银行的一位职员，把银行利益视为超越一切的最高利益。从备忘录中无论怎么看，他在主观意志上总是坚定地排斥私人感情，因为银行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不得不这样做，同时让人感觉到坂本不是没有苦恼的。
我一边追溯坂本每一天的活动，一边把坂本的日程安排重新加以整理。我准备首先查对的他在近几周做的备忘录就有几十份，把日程安排对照备忘录查对相当费时间，甚至让人烦躁，不知不觉间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在备忘录中，还有一些令人费解的记录。每当看到这些地方，我就不由地想起大庭的话，难道不能认为坂本之死与债权回收而引起的客户怨恨有关吗?可我又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客户不可能因为一时的争吵或冲动而有预谋的杀人，更重要的是，即便坂本被杀死了，怨恨的债权回收也不会取消，只要是与银行打交道的人，谁都清楚这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