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
“他怎么了?”
“我想是烦我了吧。有一天他走了就再没回来，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了。”
“你呢，珀尔?”
“就担心你会问。我一直没工作，一辈子就没工作过，我全家都一样。不对，我老爸有次在工地上千过两星期零两天。他说工钱太少，活太多，认为又是剥削穷人的新花样。后来我们就靠国家救济生活，”她说。“你呢?你干的这行，每天都做些什么?”
“各种事情。代办手续，去法院调档，背景核查，有时做监视。一个案子结束，我要写报告，寄发票，才能付我自己的账单。”
“你瞧，你瞧瞧，我就没账单，我不欠别人一分钱，所以我比你过的好。”
我瞪着她，这是玩笑话吧。
“到那就行了，”她指着卡巴拉大街和州街交会处。
我停在路边，对面是靠近码头的停车场。“你们有地方睡觉?”
“只要警察不赶我们，”她说。
对此我不乐观，其实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邀请他们去我那里。去了之后呢?他们俩睡在沙发床上?费利克斯睡沙发，珀尔和我一起睡床?“我给你们钱住汽车旅馆，”我说。
“我们不是要饭的，波加特才是，”她说。
“对不起，我错了，”我说。
费利克斯说，“没关系啊，你不是故意的。谢谢你请我们吃饭。我拿了两包番茄酱，饿的时候吃。”
他们俩下了车，珀尔提着背包，费利克斯像抱小狗一样抱着旅行袋。
“你们俩要当心，”我说。“那帮人可能会报复的。”
“我不怕，”她说。“全是蠢货。”
我走的时候一直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俩。他们没有走，显然是不愿意让我看到他们的去向，不想让我知道他们去哪里过夜。多么奇怪的一对：珀尔胖得像只水桶，费利克斯是戴着牙套、留着雷鬼头的白人小孩。可为什么看到他们，我就鼻子发酸?
周三早晨，完成每天的常规运动之后，我来到办公室，煮上一壶咖啡，查看邮件，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虽然没有新客户，我仍然觉得坐在办公桌前更愉快。我拿出索引卡片，准备记些备忘。这时电话响了。
是阿伦·布卢姆伯格，他对我表示歉意，周一的电话拖到现在才回。
“不要紧的，”我说。“我知道你忙，我想你有空就会回电话的。萨克拉门托有回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