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我不想继续的原因。如果判断正确，那四张R叔叔的黑白照片就是我唯一见过的父亲的照片。如果照片在我手上，那感觉必定心如刀绞。如今，它们和其他文件一起锁在戴斯的保管箱里。等我走完法律程序，就可以拿走它们。
我拿出电话号码簿，找到黄页里的“律师”一栏。在“遗嘱、信托和房产规划”分栏里有21位律师，我一个也不认识。还不到中午，我拿起电话打给我的律师朗尼·金曼，碰上法律问题时我首先会找他。这种事情在我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有过那么几次。我离开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之后，有三年时间和他共用办公室，他允许我使用他的会议室接待客户。
他的公司逐渐发展壮大，办公面积不够了，便在州街南边买下了一幢办公楼，两年前搬走了。我忽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拜访过他的新办公室，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往好处看，说明我没有被捕，没有坐牢，没有法律问题。与此同时，我不得不再次承认我成长过程中的缺憾。金姨妈没有教会我如何维持朋友关系，我自己也没机会习得这项技能。或许我现在该装成热情的朋友了。我拨通了朗尼的电话。
接待员接起了电话，我报上自己的姓名，请求与朗尼通话。接待员说朗尼出国了，预计下周回来。
“约翰·艾夫斯呢?他在吗?”
“他不在，女士。艾夫斯先生已经离开公司，自立门户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他的电话。”
“马丁·切尔滕纳姆呢?”
“他去洛杉矶了……”
“还有谁在?”
“我可以帮您接齐默曼先生。”
“他擅长哪方面?”
“人身伤害。”
“哪一位擅长财产处理?遗嘱、死亡之类的?”
“伯克·本杰明。”
“好的，就找本杰明先生。”
“本杰明女士。”
“好的，请帮我转接。”